不到30岁评上知名大学副教授,却去工厂做女工

C计划 2017-12-21 09:05:32 本文作者:本网编辑:塞尼

不到30岁评上知名大学副教授,却去工厂做女工,她说今生有四辈子

我们的《中国新工人》的第三部《女工传记》,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书最后的附录就是我的生命故事——这是应我们三联出版社编辑的要求写的。因为我在《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中记录了34位女工的故事,然后编辑说你也应该写一下你自己的故事。

写的时候突然发现我这辈子特别长,好像可以分成四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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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途老师

第一辈子

我第一辈子就是我的娘家。按照传统的说法,可以说我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我爷爷是一位医生,他在一个教会医院里学了护理和医术,解放后在县医院里做了一辈子的医生。我的爸爸妈妈也都是大学毕业生,都曾经在报社当过记者和编辑。

爸爸在我15岁生日的时候送给我一首七律,其中的几句话是这样的:立国立家首立身,正言正行在正心。温良恭俭让行事,仁义礼智信做人。这就是我爸对我小时候的教育吧。

后天就是我妈妈二十周年忌日,我和姐姐会回长春,到她的墓前去,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我妈妈去世的时候她正在长春一所大学的讲台上,突发脑溢血倒下就再也没有苏醒过来。送殡的时候,全校的师生都出来了,学生们打了一条横幅“妈妈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人生成长,父母的一言一行,一定会在你生命中打下烙印。我父母所做的一切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其实姓林,我以前出版的几本书都是用了我的本名林志斌。但是我在写新工人的时候用了“吕途”这个名字,“吕”是我妈妈的姓,希望我做的这些事情我妈妈在天之灵可以看到。

第二辈子

因为书香门第的影响,我就是觉得必须要读书。其实那时很无知,不知道读书是为了什么。考大学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农大,第二志愿是白求恩医科大,第三志愿是长春中医大。我就想着,反正就是为农民或者为病人服务吧。带着这样一个很朦胧的想法,就考上了农大,毕业后又留校。

站在大学讲台上的时候,我其实觉得不舒服。我很喜欢教师这份职业,我也是一个很用心的老师,但我觉得自己很无知,没有经过社会的历练。我之所以会离开那个工作岗位,不是因为我不珍惜那个岗位,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太无知,没有资格去教书育人。离开的时候我已经评上了副教授,不到30岁。但是我心里的声音是:天哪,我都成副教授了,这太不对了。我确实是非常用功,做了很多研究,写了论文,出版了书籍,有资格评上副教授,但那些东西都还不是真才实学和真知识。

后来我又出国读硕士、博士,在读书期间我也会做很多工作,多是担任国际援华项目的咨询专家。这个过程中给我冲击非常大,因为我发现,专家这个头衔戴在头上好像很有光环,但是做的一些事也不对。比如一些扶贫项目,我们作为专家从北京飞到省里,一个大宴会,从省里到县里,一个大宴会,从县里到镇里,一个大宴会……反正最后,到了村里的时候有几十辆丰田越野车,可是当你真的面对扶贫对象的时候,你能扶什么呀?当我看着农民们的一双双眼睛的时候,我觉得不对,什么地方出现了严重错误。可能就是我这种比较求真的态度,对许多带着光环的职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所以当我离开它们的时候,我不觉得我在放弃什么。但是,我也不是说专家都不是真专家,一定有很多兢兢业业做了很多贡献的专家。我个人的体验不是对别人的否定,只是批判我自己。这是我的第二辈子。

第三辈子

因为我在中国的职业听起来都是很好的,而我却没有什么感觉。大家一般不都说国外好吗,说欧洲好吗,那我就去体验一下。

我在这一辈子的时候,我前夫是德国人,在欧盟做外交官。外交官一般每四年会轮职一个国家,作为外交官夫人是不准在轮职国工作的。对于中国长大的一个职业女性来说,我不能工作了。我作为女人的一个存在是“太太”这个身份,我作为一个人存在却没有任何社会价值,这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一个情况。但这又是我自己的选择,真是非常尴尬。后来在比利时的时候,因为是欧盟总部,我就可以工作了。当时就觉得只要有一份工作,不要让我待在家里就会很幸福,于是在比利时最大的一家银行做了高管。结果只做了一年。这一年让我认识到了一种企业商业文化的欺骗性、高大上的虚伪性。

第四辈子

人生到底会不会有一个目标?在你人生的不同阶段,我想肯定会有。但这个目标不是你一开始就知道的,可能是一个比较朦胧的目标,或者是一种价值观和文化的积累。而当你决定主动选择一个目标的时候,往往是你否定了很多“不是”,最后找到了那个“是”。

认识北京工友之家是一个很偶然的过程。2003年的时候我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时有一个基金会在那儿做一个亚洲研究项目,就找到了我做中国项目的负责人,由我决定选题。我觉得打工群体从数量上、作用上都对中国的影响特别重大,所以就选了这个研究题目。回到中国做研究的时候,北京只有四家关注打工群体的机构,我就结识了北京工友之家。

当时,我把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员当做研究对象来看待,触动很多。其中一个触动,就是我去做访谈,访谈对象是王德志。当时学校的暖气管子冻住了,他拿着火枪在那儿烤,因为不烤的话第二天学生会挨冻,而且管道也会冻裂。我觉得我的访谈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我的访谈做出来,研究报告写出来,在国际会议上发表,对在皮村烤暖气片的王德志和他的同事有用吗?没有一点儿用。我当时其实特别尴尬,整个就是碍事儿。所以我对自己作为研究人员这样一个身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和批判。最后,由于各种原因,2008年1月的某一天,我就来到皮村工作了。就是这样一个经历。

接下来按照我三本书的思路,来谈谈对中国新工人的看法。

第一本书《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

到底什么是“新工人”?在我这本书里有一章专门讨论。它有三个层次的意思。第一个层次,从字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区别于“老工人”。那什么又是“老工人”?在我们建国头三十年,有很多国营企业还有大集体的企业,在这些企业里边,工人的待遇跟现在的打工者是非常不一样的,无论是从制度上得到保证的工人权益,还是工人意识。而且从年龄上,他们现在也老了。第二个层次,我为什么不叫他们“打工者”,而是叫“新工人”?因为我觉得“打工者”的意思就是你只是一个劳动力而已,你是一个劳动力商品,你是一个劳动力工具,你不是一个有主体性的劳动者或者人。对于这点,我是不认同的。虽然我不认同,但我知道这是社会现实,但是现实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对吧?所以我还是希望用“新工人”来区别于“打工者”。第三层,“打工者”跟在座各位可能还是有区别,更多指的是户籍在农村,在城市打工的群体。其实,我使用“新工人”这个概念是希望有一种对新型劳动文化的倡导。我们都不应该只是一个打工者,我们都应该去追求一种劳动文化。

大家都知道,我们新中国1949年成立之后到现在将近70年了,这个国史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四十年。这四十年中,打工群体经历了很多阶段,开始的时候流动是很不容易的。后来,到1992年前后,打工人口猛增。然后,到了2003年,从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到了现在“新公民”、“新工人”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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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或者工人子女从农村到城市打工,他可能不认为自己是城市人或者是工人,他认为我是从农村来的人。但是我是谁呢?你说我是农民我已经不种地了,你说我是工人,我又没有工人的待遇。其实,从社会对一个群体的认同,到自己对自己的认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可能经历了二十年、三十年,我突然意识到,哦,原来我是工人。我知道了我是工人,才会去争取作为工人的权益。它需要时间的历程和自身经历的积累,社会的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我们“新工人”这个群体有多少人呢?两亿八千多万人。八千六百多万的制造业工人,我们的手机、所有用的这些东西都是这些人制造出来的;大概有五千五百多万的建筑工人;看不见的那些在家庭、小区里面的有两千多万的家政工,她们照顾着我们的孩子,她们看不到自己的孩子。伴随着这些将近三亿的打工群体的,就是超过一亿的他们的子女,这些子女又被贴上了两个标签,一个是“留守儿童”,一个是“流动儿童”。他们的父母,很多是留守老人。所以整个加起来五六亿的人。在这儿看到的都是一个个数字,但是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就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在我们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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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2009年的时候,皮村的两个场景。去过皮村的人都知道,皮村的生活环境确实非常不好,脏乱差,居住条件也非常差,我住的房间跟照片上的这个房间也是一样的,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就是八九平米的一个空间,当然不可能有厨房、厕所或者是洗澡的地方。我当时住到这个环境中之后,用的都是旱厕。我不相信只有我觉得这个环境很糟糕,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不喜欢这样的环境,所以特别想知道工友是什么样的看法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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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08、09年我就做了一个《打工者的居住状况与未来发展》的调研,最终报告没有发表。我当时在想,大家为什么能够忍受这样不好的生活状态?工友告诉我,反正也是暂住,早晚也是要离开的。我说,是吗,早晚真的会离开吗?我在皮村发放的几百份问卷显示,最长的已经在皮村生活了15年了,最短的有刚来几个月的。总认为是暂住,一住就是十年,这是怎么回事呢?做调研的时候,我就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在城市工作不下去了,会怎么办?统计结果,大部分都说,我会回老家。然后我又问了下一个问题:你未来的打算是什么?跟上一个问题的答案完全相反,大部分人都说,我会在城市继续打拼。所以说,回老家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而在城市继续打拼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可是在城市打拼的环境又这样差,是什么支持每个人的呢?那就是“万一我待不下去,还可以回老家”。作为一个研究者,我的思维又再往下走一步:当你觉得在城市待不下去的某一天,你想回到老家的时候,那个老家你还回得去吗?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我就做了我第一本书。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是什么样子,这是深圳。当时我做居住状况调研的时候到了深圳,这是一个工伤工友租的屋子。他们夫妻在这儿,但是只有一张单人床,因为他们俩总是一个白班一个夜班,而两个女儿在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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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广州番禺的时候,我跟房东说我要租房,他就给我看这个生活的空间。我个子比较高,但也不胖,从这个门走进去,就只够我身体的宽度。走进去之后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这边可以做饭,那边可以上厕所。当时给我的心灵的冲击很大:住在这里边就是吃了、睡了、拉了、尿了,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生理机能的恢复,然后第二天去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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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东莞。穿绿色工装的一对夫妻,他的妈妈和他的儿子都在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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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问我:你为什么那么重视居住状况呀?我说是吗,原来如此啊,我自己开始没有意识到。我当然重视工作了,因为工作是我们的收入来源嘛。但是哪个工作把我们当做完整的人来看待呢?而我觉得去观察和研究我们的居住,才更能够体现对一个人整体的状况的关注和描述。

我们在城市的居住状况,和我们的打工收入是有关的。我们在城市的工作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的工资很低,同时我们孩子在城市的教育成本不被社会和企业承担,那之所以这么低的收入我们还能够活下去,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居住状况如此的恶劣。

大家打工经常会跳槽,可能有人会说,太不踏实了。但那样一份工作,怎么能踏实得下来?对换工作的频率我做了一个统计,大概一年半就会换一个工作。换工作的原因很多,工资低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当你看到你对面的工友手指被切掉的时候,你还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吗?我做了统计,有一个岗位最多只能做三个月。大家猜得到吗?就是保安。保安这份工作,其实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但是它太乏味了,又没有任何前景,所以这份工作做不久。

在城市的这一切,让我们觉得在城市是待不下的。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一个无奈的选择:我还可以回到老家。我当然希望所有人都有一个老家可以回。我也不认为返乡是错的。如果我们在城市可以待得下,在农村可以回得去,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但是让我们看一看今天的农村又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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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收入的计算,是一个小案例。我访谈过的农民中收入最低的,可能只有工友打工收入的2%,最高的也只有打工收入的50%。农业收入就是在打工的2%到50%,那谁愿意去种地呢?大家可能会觉得,那没办法,种地它就是不挣钱。但大家能否思考一下这合理吗?把农业的产品价格压得很低,才可以制造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总而言之,农村收入很低,是农村衰败的一个原因。

衰败还体现在整个农业生态系统出了问题。我到一些农村做调研,没有人养猪了。没有人养猪就没有农家肥,只好用化肥,导致了土壤板结。没有劳力去种地了,我可以打除草剂、打杀虫剂。除草剂、杀虫剂对于我们人类的危害很大。当有一天我们的田野里没有蜜蜂的时候,我们人也就活不下去了。有时我们图省事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错误的想法,最后给人类自己造成巨大的灾难。

农村的基础设施前三十年建的很多,比如沟渠、水库等集体设施,但由于缺乏维护,很多也都废弃了。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去做调研,我去找村组长,好不容易找到他的家,然后说出去打工了。后来还访问一个村组长,他那天特别愁眉苦脸,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的水牛被晒死了。我说水牛怎么会被晒死呢?他说我打牌一天一夜,没照顾好。许多农村从物质的、生产的、精神的、基层组织的各方面,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当然也有很多好的农村。我们机构的新工人艺术团整个十一月,做了一个全国的巡演,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乡村。我们看到了一些生机勃勃的农村合作社、生态农业在生长。

再来看这么一个大坑,旁边是漂亮的房子,怎么回事呢?大家盖房子要风水啊,你的门楼越高风水越好,一家一家把宅基地垫高。可你家垫得高别人家就被淹,别人家就不得不重新翻新房。 没有村规民约、没有村级治理的时候,谁也过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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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房子很漂亮是吧,但已经没人住了。我有的时候跟工友一起回他们老家做调研,工友也很久没回去了,我跟他们一起去他们很开心,把我让到屋里说“快进快进”,一进屋,哎呀这漂亮的沙发成老鼠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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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也是很漂亮的房子,但是只有老人家一个人带着小孙女。我说为什么要盖这么大的房子呀,他说我两个孙子将来结婚都够了。那很漂亮的镇上的房子,一条干枯的河流在旁边,污水横流。这么漂亮的房子又能持续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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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当我展示这些的时候,有的工友或者有的人会说,本来我们在城市很苦,我们想将来回老家,叫你这么一展示,我们这点可以抱着的希望都被你给打破了。

我讲到的是我看到的一些农村衰败的情况。描述这些是让我们要看到现实才有可能去改变。如果你想象的是一个我们老了以后要回到的家乡,可到了你老的那一天那个家乡不再,你还回到哪里去呢?城市你待不下,家乡又不再,那不是更大的危机吗?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依托是一个假想的未来的话,那你不仅不会有未来,更不会有现实。我们应该去创造一个待得下的城市,一个回得去的农村,而不是说凭着假想,最后我们没有现实也没有未来。

这就是我第一本书所展示的现实,它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我们迷失在城乡之间。我不是为了展示现实多不好,而是希望能够面对现实。

当我写完这本书并和工友一起讨论的时候,我又面对了另外一个现实:大家非常的迷茫。一个人迷茫到顶点的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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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这个网是什么吗?是防跳网。这是我在苏州一家工厂打工的时候宿舍的防跳网。左边图片是重庆富士康的宿舍楼。我们也知道十三连跳的故事,它不是故事,是真实的血淋淋的事实。

一个人用结束生命想要表现的,就是我对这样一个生活状态的坚决拒绝。当然我觉得人不应该这样去做,因为我们的生活还有可能性。但是当他们看不到的时候,他们就拒绝继续生存下去。

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我真的希望我们可以有一种可能性,让人们不再这样选择结束生命。我们今天的文明如果建立在一个没有基础的东西之上,即使再豪华它都不可能持久的。所以也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的思考,我才写了下二本书《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缘由,围绕第一本书,我们在苏州组织了一场读书会,现场大概有二十多位工友一起讨论。这件事给我特别大的冲击。

在现场的时候我一说现实很不公平,人群就立刻分成了两派,我属于少数派。现场争论非常激烈,我非常吃惊,这样一个现状怎么会是公平的呢?工友们就说:“不公平也是合理的”。

我说:“合理在哪?” 然后我就一二三四五列出不合理的地方。

他们又说:“不合理,但是不合理也是正常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

当时我意识到:当一个人没有对所处环境的充分认识时,你是不可能改变的。这就是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也是因为你不改变人的思想,是没有用的。我又不认为我有能力去改变别人的思想,那怎么办呢?

第二本书《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

基于这么一种寻求,我就继续往下写。

一个人怎么能认识到自己此时的思想是怎样的?必须有文化!如果一个人对于“我怎么才能够不被剥削”的问题的答案是“成为剥削者”,如果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是需要成为那个给自己厄运的人的话,谁能过上好日子呢?没有人会!我不希望是这样的文化。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文化呢?今天的社会是资本霸权的社会,资本的文化不仅流行在整个社会中,它最可怕的是主导了我们的思维。我们认同了它,工人也认同了它,当工人认同了剥削了自己的人的时候,还怎么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他会说,如果我当了老板,我会和他们一样。如果这样的话,你还会反抗他们吗?当然不会。

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改变思想和文化。当然我也认为,这种改变,它不一定就是很激烈的,因为思想的改变是很漫长的,文化的积淀是很漫长的,但是一定要从今天开始。正是因为它漫长,我们更需要尽快走出这第一步。

在写第二本书时,我找到比较熟悉的工友,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一周见一次面,然后每次见面的时候,你给我描述你在工厂中都干什么了。见了两次面之后,我们都放弃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要问什么,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对她来讲,工厂的一切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那时意识到,如果你想研究文化的话,你必须成为那个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东西,像空气一样,我们需要空气,但是这个氧气我们看不到。文化也一样,它深入到我们每天的一言一行,但是我们可能都会不自觉。

所以,我就去工厂打工。时间都很短,我坚持不了太久。我去了一个台资厂,一个德资厂。选这两个,是因为工友们告诉我对于企业他们排了一个序,对工人最好的是德资厂,然后依次是美资、英资、韩资、日资、台资,最差的就是我们国内较小的民营企业。所以我就先去了相对最差的台资,然后又去了所谓最好的德资厂。

进了工厂,我发现我比工人还乖,特别害怕被管理人员斥责。所以我就拼命的干,不休息,千万不要被他们骂。在台资厂的时候,我们的名字是不被称呼的。你是谁并不重要,你都不如一台机器、一个产品重要。我所在的岗位是贴标签,任何人都可以做。谁都可以替代你,你当然就没有价值了。我们没有凳子坐。我一直奇怪为什么没有凳子坐,非得站着。想想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是,你没有权利去争取一把凳子。

我觉得当我们长久地浸润在这么一个文化氛围中被贬低的时候,最后自己也会认为自己一钱不值,我们就是没有价值。

到了德资厂,我发现确实比台资厂要好一点。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了,苏州本地人欺负我们外地人。干的时间长一点的外地人,就欺负我们这些新来的。一个新来的工人,如果遇到对那个岗位不熟悉的同样新来的我,她就会斥责我。所有的人都内化了这样一种压迫的体制文化。

在第二本书中我就讲,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样一种文化,进而打破这样一种文化,我们是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的。

这样的文化不仅存在于我们的工作中,还体现在我们对待房子、对待婚恋、对待子女、对待消费的态度上。有一句广告词: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我就想:为什么爱情就要和钻石搭上边呢?在这样一个文化中,我们是拜物教。他爱不爱你,是靠钻石来印证的。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之下,只有钱重要,其他一切都不重要。而当只有钱重要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一切。但是我们不自觉,书中工友的故事都有反映。

比如在讲消费文化时,我就用了一个工友的故事。我和他聊天,但是他特别困,我就说:“我们俩聊天就这么乏味吗?你能不能不要表现得这么困呢?我都不好意思了给你问问题了”。他说:“我已经失眠了两宿了,我睡不着啊”。我说:“你为什么失眠呀?”他回答说:“我拼命想一个问题,我就是想不明白,我就睡不着觉”。我说:“你想的什么呀?”他说:“我在想,是宝马重要还是幸福重要?”我说:“这么深刻的问题!”当时我们两个都很严肃,我又说:“为什么宝马和幸福并列了呢?”他说:“你看,如果我的目标是拥有一辆宝马,我这一辈子会很累很累啊!”因为他一个月工资只有两千块钱。他又说:“如果我的人生目标是幸福,我就可以立刻拥有啊。如果我不在乎那些,我不就幸福了吗?”我们俩就一直聊,我就在想,宝马是什么?宝马不就是一辆车吗!但是为什么宝马就代表着那么多的含义呢?这就是拜物教下面,一个东西的使用价值并不重要,而是它证明了你成功、证明了你有地位,这种证明,才使宝马与幸福并列了起来。后来我就问他:“你觉得你能够买得起宝马吗?就算你这辈子拼命努力”。他说:“那老板是怎么拥有的?他得想啊,你得按照老板的思维来想。难道你就没有想过你将来能够开上宝马吗?”我心里想:“我早就开过宝马了”但是,在那个对话的场景下我不会这么不礼貌地和给工友直接说。

说到业余生活,我和一位姓叶的男孩工友聊天。他说:“我跟你说吧,老板根本不在乎钱,他要的是你的命。”原来觉得是一句玩笑话,后来我也发现,在工厂加班的时候,我当时上夜班,十二个小时,有的时候十个小时就做完了,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产品可以做了,但是老板是不会让你下班的,你要熬满十二个小时。他说:“老板就是要你必须待到那十二个小时,他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时间,他就是要你再也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我说:“你太有智慧了,真的是这样。”当我做夜班的时候,我们是晚七点上班,早七点下班,下了班后坐公交回到住的地方,可能吃早餐都没有胃口,倒头便睡,睡醒的时候就已经下午五点了,吃点东西就要赶去上班了!你的二十四小时,除了工作和睡觉,简单的维持生理的吃饭需要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时间。所以,当所有的工人都处在没有业余时间的状态中,他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此外,他也不可能有任何社会交往。所以,当这样一些文化控制了我们,甚至我们也认同了它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有任何健康一点的前景呢?但是,当这么多人,三亿四亿五亿,更多的人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会好吗?我不认为社会会好。

所以,我就特别希望工友可以读到我的第二本书。但是好像也不是特别成功。工友看到这个书的时候说到:“哎呦,太厚啦!” 工友往往没有读书的习惯。我在工厂打工的时候,也会住在女工宿舍,因为习惯拿着一本书,所有人都吓坏了:“什么?你看书!!!”我当时立刻弄了一个帘,因为我要做笔记嘛,我就偷偷的。此外,工友没有时间,也接触不到这样的读书机会。所以,我又强迫组织工友读这本书,又在苏州开了一次读书会。后来现场特别感人的,因为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工,她就抱着这本书,说这是她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她说她当时没有想着可以把它读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它读完了。她又说:“我邻居一个男孩,前几天酗酒死掉了,如果我要是早几天看到这本书,我借给他看,说不定他不会死掉”。当然我不知道这本书会不会真有这种效果,但我希望工友可以读自己的生儿育女、婚恋、工作的故事,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从中可以知道自己什么样、社会什么样,继而才可能做出改变。

所以第一本书,是发现“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第二本书,我希望我们工友能够认清自己的文化状态是怎么样的。文化的核心,就是思想、道德和价值观,而文化的表现就多种多样。文化在一个人身上的终极表现,就是你是怎样一个人。那你作为工人,是怎样的一个工人。人生的选择就是你文化的表现。我就希望通过很普通的故事,人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思考。我可能会像思考我自己的人生一样,去思考什么不是出路,也许可以反过来为我们指导什么是出路。我们是工人,那我说,我们变成压迫别人的那些人,我认为这不是出路。当然,我也希望大家都当上老板,但是这可能吗?不要有那种意义的老板,我们这个社会人人都平等就不行呢?

当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的时候没有出路,可能有人会笑话我说,你不谈钱还谈什么。我也不是不谈钱,有了钱我可以做很多事。但是如果这个社会觉得钱就是一切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失去一切。我们今天教书不是为了育人,治病不是为了救人。难道你不会成为病人吗,难道你没有子女吗?我们一定会失去一切的,如果我们认为钱是唯一的出路的话。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过客心态。就是我们觉得今天是暂时的,我在这儿住都是暂时的,不好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家乡。最后你会发现,这样一种心态最符合的就是资本剥夺的要求。

我们也会做工友的调研,工友会说,哎呀想不了这么多,我打工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很简单。我觉得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在社会我们每个人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最后肯定连养家糊口都实现不了啊。今天我们不就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也不是没有改变的可能。改变,不是说有一个人给你指出一条光明大道,而是从我们的经验中,知道我们不想要什么,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个道路。道路不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是多样的。我们可以有合作社,可以有社会企业,可以有生态文明,城乡互助,等等。

第三本书《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

我一直想写一本工友们都能读的书。前两本书向工友推广阅读时都不太成功,而第三本书每个故事只有五千字,我想这可能是工友能够读完的篇幅。

还有一个写本书的原因就是,我想记录真实的历史。因为我会负责我们机构的教学工作,包括“工人大学”是我们发展教育培训的一个中心,在这里我们会讨论很多事情,现状乐不乐观,将来的出路在哪里?这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历史的包袱会成为障碍。你一说团结互助,大家就会说,天哪难道要回到过去吗?过去很惨。他们觉得集体就是糟糕的,因为我们过去有很惨痛的历史。但历史就是这样的吗?我不知道,我没有经历过。而且,教科书上的历史也许比较抽象。可能活生生的历史更能带给我们真实的历史的面相。那么,什么是活生生的历史呢?我觉得就是生命故事。所以,在《女工传记》中,女工的年龄跨越了近70年,从1950年出生到1990年出生的。当我讲一个女工说当年她在国企工作的时候,大家工资都一样,他们都献工献时的时候,现在的女工都觉得不可思议。当我访谈那个时候的生产队劳动的场景,大家说都抢着早点把这垄地干完,现在的工友听了也不相信。但这是真实存在过的。我没有经历过过去的那段历史,我知道它肯定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是它不是仅仅因为互助、集体而造成的,一定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我希望通过这样活生生的故事,让历史不再成为我们的障碍,而成为我们开拓未来的可能性。所以我希望这本书它是个体命运和每个女工的生命历程,积淀下来的社会历史和互动,通过不同时代的女工,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能够让我们看清现实、找到自己、开创未来。

最后,回到我做的这个主题,劳动者何去何从。我没有能力去指明什么道路。我在工人大学的教学中,认识了很多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白领。我们有半年的线上教学,然后最后有为期一周的研讨班。在这半年中,在我们的共同学习中,每个学员的变化给我力量,让我看到希望。所以我觉得何去何从,不是别人给的,一定是自己萌生的。当然这样一种萌生肯定需要一种学习,这样的学习包括正视自己的生命历程,去读历史,去看社会。这样的学习一定可以让每个人都焕发出积极的力量。

比如,我们的学员徐某,他是我们皮村是文学小组的一位成员,是一名建筑工。我们每次开周会是晚上8点到10点,那时他在工棚里。工棚里很嘈杂,甚至没有足够的灯光,他会在路灯下写作业、开周会。如果我们建筑工都有这种力量,那我觉得,怎么会没有希望呢。

王某,他是大学毕业生,做IT的。我没有见过他,因为在线下的时候他没有时间来。他是一个很有趣、玩世不恭的小伙子。每次开周会的时候他会说,也没什么对、没什么错,世界就是这样,会很圆滑的说话。但是当我们学习结束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老师,我没想到我这辈子能做一个这么帅的决定,我辞职了。我说别别,你这让我心有负担,难道是因为我们培训所以你就辞职了。他说不是,是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人生方向,我终于知道社会企业是我的方向,目前这家公司不能给我这个平台。我要做碳交易的社会企业,提供一个IT的平台。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激动。

胡某,他在皮村的笔名叫小海,皮村的诗人。他是流水线上的工人,现在在社会企业当店员。

马某,她是一个家政工。在工人大学写周记的过程中,她才发现自己很有文笔。她写的几篇东西,后来都发表出来了。她就说,希望更多的家政工可以参加工人大学的学习,因为一个人有了文化才有底蕴。她又说,为什么不能有家政工的社会企业呢,说老师你们办一个吧。我说我们办这个一定办不好,你来办吧。

艳红,在农村,是一个全职妈妈,养育着两个孩子。开学第二个月,刚开始讨论社会企业的时候,她就说不行,我得做点什么。现在馒头特别有问题,里面会加漂白剂,甚至会加纸壳等各种东西。她就说不敢让孩子吃外面卖的馒头,好不容易找到有一家做手工馒头的它又不做了,那我能不能用社会企业的方式做馒头呢?我说你可以尝试呀,你不一定自己做,你可以找大家一起来做。我们就讨论了很久。别人的馒头卖三毛钱,她的馒头一块钱,但其实也没挣多少钱。在微信群里,她就说,不要光图挣钱,要互助。然后合伙人就把她从群里踢出去了,说我们卖东西就是要挣钱。然后过两天发现他们卖馒头别人不信任,就又把她给拉回来了。她就又慢慢地开始跟别人说,说我们当然要挣钱,但是关键看你要怎么挣钱。

上面大家觉得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吧,但是我觉得是很大很大的事情。很小的一个决定,但是它是需要你很多的思考、理解、学习才能做出来。而这个很小的决定可能就对你的人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何去何从这个力量在每一个人身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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