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中国建立后为什么不走资本主义道路?

产业人网 2018-02-24 19:43:38 本文作者:王耀海本网编辑:塞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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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如果毛泽东在建国后就去世,而中国在建国后就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现在肯定已经超越美国。这种观点如此狭隘,以至于认真思考历史的人会感觉到不值得驳斥。但是从理论上深入分析其内在机理,对于同志们特别是青年同志理解相关问题仍然是必要的。

建立新中国之后,如何建设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因为无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主要以资产阶级为反抗对象。基于领导革命的历史惯性,无产阶级必定选择保障自己阶级地位和根本利益的社会制度。当时,如果选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无异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胜利之后,再制造一个必然压迫自己的资产阶级。这绝对不可能,也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结构,所不可能允许发生的事情。不仅不可能,当时国家反而要竭尽全力遏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更为要命的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包围始终存在的前提下,必须不能与西方国家制度同质,否则必然要在制度同场域竞争的过程中,因为本国制度孱弱而被压制甚至被吸附,而成为西方国家的供血体。必须采取能够克服资本机制,可以帮助国家脱离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道路。而最能克制资本的机制,就是共产机制。放眼历史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的地主机制能够克服奴隶主机制,资本机制可以克制地主机制。也就是说,每个社会的最根本的基石制度,会发生高位机制克制低位机制的内在机理。根据这个原理,新中国建立后,必然要建立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体制。

存在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在要求国家代表社会一体统筹,就要求国家必须是集权体制。因为中国是集权适域,集权惯性稳固形成后凝聚出来的历史基因,又天然适合计划经济体制对国家权力的要求。这样,迫于现实需要,再加上国家传统的惯性支撑,选择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已经势在必行。

因为曾经在中国革命中发挥出具体承办的作用,农村成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底盘。对农民阶级来说,如果革命胜利后,在农村重新建立私有制,则很快就会再次产生压迫农民的地主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地主。同时,如果城市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农村建立土地私有制,必然产生城市与农村的制度不匹配,进而产生制度排异。而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并不足以支撑公有制的前提下,建立公有制必然带有强为的性质。结果,在私有制可资比较的前提下,必然造成私有制度向城市蔓延,最终还是会把城市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吞没。这样,也必然要求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农村向集体化状态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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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而言,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并未达到足以支撑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水平。它们在中国的建立,是在来自历史趋势脉络的动力推动下不得不做出的制度选择。从社会制度对应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它仍然是不得不做的强行拔高,即历史强为。这种历史强为,一来自无产阶级强行成为革命领导力量,二来自革命要求建立的社会均衡体制。这种历史强为,在国内外敌对势力始终存在的前提下,必须不断展现自己的制度效果,才能获得生存合理性。客观上,造成社会主义新中国要想生存,经济上必须获得“生存速度”,国家结构中也会始终充满生存焦虑。

与之相应,就是整个社会结构中,必须不断搜寻异己因素并及时消灭它们。在西方敌对势力始终存在的前提下,在本国消灭反对势力的需求,会把敌对势力的危害放大到足以颠覆国家的层面上。而如果国家一旦掉以轻心,必然会因为整个国家体制是强为体制,一点小事就可能酝酿成大事,进而危及政权。也就是说,因为国家的强为底色,即始终面临被颠覆可能的前提下,国家政权的上层持续有政治紧迫性。这种政治紧迫性,使得国家必然对各种危险因素保持警惕,甚至在某个时间段做出激烈反应。

经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并未及时充分展现快速致富以改善民众生活的制度绩效。由此激发出私有致富的普遍制度动力。而且,经过三十年的社会拉平,中国进入均衡发展阶段。在均衡阶段上,人们的私有化动力更容易被激发出来。再加上长期以来的社会拉平使社会矛盾对立度很低,以至于社会结构能够容纳大幅度私有化实验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由是,适度私有化,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激发社会经济发展,成为历史强为持续一段时间后的必然走向。

因为前三十年有效建立的国家生存空间,改革开放得以在稳固的内外空间内展开。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私有制及其各种适应形式快速发展起来,并且逐渐挤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空间。两种制度在各自的制度主场内,能够为社会提供所需要的制度推动力。在两者能够相互配合的共存时间段内,客观上会产生极大的制度动力。渡过这个制度黄金交叉后的中国社会,必然因为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展开而逐渐被挤入必须选择一种制度加以主要发展的困境,需要在推动国家社会转型到更高层次之后,寻找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最好接口和融合制度模式。

所以,在私有制恢复到一定程度上,能够找到两者相互加乘的最高点区域。处于这个高点区域的执政者,最幸运。这个时候,社会矛盾并未积累到严重程度,国家手中又有足够的手段控制社会均衡。相对于早期破冰对抗历史强为惯性的初始艰难和后续期矛盾逐渐积累,手中砝码逐渐减少的事实,处于制度黄金交叉期的统治者,处于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最高点成绩区域。

在私有制大幅度展开的结构内,集权体制的国家权力必然因为权力空间相对封闭,而展现出权力私有化的基本趋势。权力与资本结合,催生层出不穷的政治腐败,似乎是历史必然。因为集权而容易产生腐败的体制本性,在容忍私有化的阶段上,必然产生大面积腐败。国家为实现发展这个第一目标,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必然附带容忍政治腐败,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愈来愈严重的政治异化。以政治腐败为衣服式带引,社会矛盾加速积累起来,在越过临界点之后,迅速向全国上下内外蔓延。

在矛盾逐渐积累到必须解决,否则就会导致亡国的程度之后,国家领导人将面对最为艰难的时间段。因为多种矛盾相互叠加已经日久,他们会发现,动哪一块都会立刻受到与之相关的其他模块的反制。他们只能在诸多选项中,小心翼翼地做着加减乘除,一不小心就可能万劫不复。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在保证公有制经济对国家控制力的同时,又能发挥私有制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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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本性上来说,公有制侧重提供社会保障,私有制侧重提供发展动力。领导人也必然认识到,如果手里没有公有制这块最大的保障,国家是不可能成为社会控制因素的。随时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资本家联合起来,形成国家无法掌握的异己力量,进而要求在政治上产生随时可以替代的力量,为资产阶级服务,听命于他们的各种指令。因此,具有权力经济惯性的国家法统,不可能轻易放弃国有资产这种对整个经济体制的主导变量。但同时,又得利用资本家使他们能够发挥动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所以,国家又不可能堵死私有制的容量释放。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国家会走上,该国有企业的归国有企业,该私有企业的规私有企业这样一条还算安稳的制度并存路径。

因为农民阶级曾经在农村承办中国民主革命,历史形成的基地惯性,以及农业在中国的现实重要性,使得任何有远见的国家领导人,都不敢忽视农村工作。在改革开放后,在原有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新型均田制,以获取农村大发展的动力。这种来自制度变革的动力释放目前已经接近尾声,其促进农业生产的能力趋于减弱。集中表现,就是农产品价格没有真正市场化,农村土地抛荒严重。如果不是国家采取各种方式予以补贴,并且农民可以从城市打工中获得主要收入,使农民职业收入次要化,农村衰败恐怕已经不可避免。

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已经成为新时期农村的重点工作,客观上需要深化农村改革。就目前的社会结构来看,能够充当新动力的,也只有资本。从本性而言,城市资本必然寻找利润洼地,以最大化获得常态利润。资本从城市向农村转移,是必然趋势。在国家寻找新动力的当下,本来就必然向农村扩展的资本,获得最大化的国家支持。农村土地流转,成为剥离所有权后使用权的必然趋势。当诸多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论证农村土地几权分离的时候,实现土地顺利流转,形成资本控制土地的既成事实,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在资本笼罩社会的大趋势已经形成的前提下,似乎这是必然的唯一选项。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底层必然要求民主,以控制国家权力可能的任性乱为。尽管并不甘心俯就,国家也必须对来自底层的走向要求表达态度和具体回应。当代中国还要面对旧中国的民主因素的比较。清王朝灭亡后的中国,处于制度杂合的阶段,各种经济基础和政治力量混居其中。多元力量混居产生的暂时均势,造成某些民主因素出现并存续。虽然它并非基础深厚的民主架构,却具备了一些民主形式上的吸引力。如果我们不能创造出足以超过那个时代的民主制度,则会被敌对势力利用来进行民主说教。

在社会矛盾并不严重的阶段,底层的民主要求也并不强烈,国家可以暂时不管。但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国家不可能对愈来愈浓重的民主要求置之不理,否则就可能危及执政的根本。在保证一党执政的前提下,试验符合国家需要的一党民主制度,成为历史必然。随着民主因素逐渐渗入,集权含量会趋于下降。在不影响国家执政权顺利实现的基础上,民主集中制会向集中民主制慢慢过渡。但来自历史的强为性质,迫使我们党必须步伐稳健。如果不能保证通过民主机制可以筛除反党势力,形成的决策有利于党的执政,那么党不会冒然开启必然产生制度蔓延的全面民主实验,而顶多只是在某些环节上纳入更多的民主因素。

经过前三十年的发展,奠定社会主义制度对保障国家社会稳定的效果,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二者结合起来,进行主辅匹配的双线建设,成为今后一个阶段社会制度的必然选择。而就在这样的制度双线建设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因为自己的发展规律,而趋向社会主义。其总的结果是,市场经济从自由主义阶段,走向国家控导阶段,变成计划型市场经济。与之相应,民主逐渐从资产阶级民主,变为展现底层决定的人民民主。

这些发展趋势,在历史强为的控制下,会被加速。因为历史强为的场域始终存在,必然出现双向制度融合、双向政权要求交织的空前复杂局面。当代中国国家领导团体始终面临两种制度方向的挣扎,我国既要反抗帝国主义,又要与帝国主义合作;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发展反对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既要通过集权方式统筹整个社会,又要推行社会需要的民主;既要先锋式带动中国前进,又得防范在带动中因腐败而失去动力。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按照某一种制度的根本要求而奋勇前进,反而要在各种制度因素交织中,注意各种危险,寻找各种制度带来的机会,拿捏好制度平衡。既不能左,也不能右,在各种制度因素平衡中带领中国迈过眼前的各种明石暗礁,并还要朝着最终的目标前进。这种执政难度,前所未见,世所仅有。

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历史强为性质,都没有消失,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并未进入稳固的建立状态,而仍然处于必须快速建设否则随时可能被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逆转的历史焦急煎熬的状态。这种焦急,反映在经济上就是GDP增长率要保持在安全水平上,否则国家就会感觉到可能存在潜在危险。因为历史强为的性质,中国实行的饥渴型赶超,在促进中国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特别是中国污染达到相当严重之后,不得不进行全面反思并大调整。

在历史强为催生生存紧迫的前提下,国家对社会发展的状态和未来走向必须进行快速反思,因为没有时间让当政者去优哉游哉地比对。他们必须在诸多可能选项中快速排除掉不切实际的未来,而按照时势要求,选择符合政权稳定要求的最佳选项。但可以预测,这种新的制度选项,一定还要以社会主义作为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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