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对话:注意混合改制中的盲目性

产业人网原创首发 2018-02-24 16:58:51 本文作者:紫虬本网编辑:rain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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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部分源自2014年《求是》论坛上的争论,以及部分微信群中的讨论综合整理、补充而来。《求是》论坛改版后,原文版面均未保留,幸好底稿还在。对方有理论学术界和企业管理界的人士,本文中以“对方”笼统代之。与谁争论不重要,主要是不同思想和观点的交锋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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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它强调的是“已经存在着……旧形式的对立面”。

“…我在前贴中谈到马克思指出股份制是“导向共产主义的最完善的形式”,你强调马克思关于“股份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指责“去资本化论调”是对马克思这一思想的“阉割”。那么,请问,马克思的这两句话是矛盾的吗?...。”

 紫虬回复:关于“旧形式的对立面”,仅指股份制相对早期资本主义分散的私人资本生产而言,是” 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斯恩格斯全集》25卷495页)”,马克思已经解释得很清楚,我们不能选择性失明。

先生美其名曰:“因为在两种社会形态交接过渡期的初期”,所以对立面是存在的。而在后期,因为有了马克思指出股份制是’导向共产主义的最完善的形式’”,似乎这种对立就消失了。为了防止误解和阉割,我们引用如下: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4月2日)的这封信说道: 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马克斯恩格斯全集》29卷299页)看看原著即知,股份制这种“导向”共产主义的形式,从来也没有调和、化解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功能(虽然众多引用者有意隐匿后一句),马克思丝毫也没有这种意思。相反,马克思毫不留情的揭穿了股份制的性质与弊病:

“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要求国家的干涉。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 —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马克斯恩格斯全集》25卷496页)。

这些现象在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践中多么熟悉,看看我们的股市圈钱的历史和暴发户的成长史,这一描述显得多么生动!

那么股份制导向共产主义是怎么发生的呢?难道股份制真的是如先生所谓的人人资本家,“去资本化”,成为化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金丹妙药,进入共产主义了吗?请看恩格斯的答复。

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4月2日)的这封信34年以后,恩格斯说道:“自马克思写了上面这些话(笔者注:股份制的成立)以来,大家知道, 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因此,在英国,在这个构成整个化学工业的基础的部门, 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 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同前494页)

这就告诉我们,无论股份制再怎么发展为n次方,即使出现了工人合作制的公有形式,经典作家认为总体上“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同前497页),股份制的社会性恰恰是为“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而做准备。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离我们太远,好,让我们看看当代现实。

关于先生提及的“人人资本家”的去资本化,自1956年2月,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华盛顿火车站的“人民资本主义”展览会上慷慨激昂讲演以来,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出现了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提出的美国1%和99%的两极分化,出现了西方此起彼伏的诸如“占领华尔街”类似的抗议;法国托尼•安德烈阿尼教授更是直接揭露《人民资本主义是骗局》(法《乌托邦批判》2001第2期),从雇员股东制的三种形式——企业储蓄计划、养老基金、期权股份作了深刻分析,揭示了人民资本主义保护大资产阶级的欺骗性本质。在中国,资本要素参与受益分配与MBO(管理层持股)和员工持股之后,急剧扩大的贫富分化和财富集中,与频繁出现的工人群体事件等,不断加剧了区域性社会矛盾,这些事实不是更有说服力吗?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出现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内部革命,但良好愿望一次又一次落空,因为这是违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客观规律的不可能。只能一次又一次证明是唯心论的庸俗,是与虎谋皮。

对方:“不能把股份制等同于私有制。党的十五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并不等于国有制,股份制也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现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股份制企业均是公有制。完全私人独资的企业和个体户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是比较少的。”

紫虬回复:1、股份制在公有元素控股前,是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之所以产生“不能把股份制等同于私有制”,或者“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的错误认识,是混淆了股份制在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时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性。误解了非公资本构成的社会资本的本质是私人资本。无论西方,还是中国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无论非公股本结构多么眼花缭乱,多么交叉重叠、分散稀释,其披着“社会资本”外衣,主导运作的依然是私人资本、私人生产,私人受益。看不清这个性质,就会在混合制中产生盲目性,无益于公有制主体的重构。

九十年代以来,在一些学者专家学而不精或歪曲美化误导下,党内也把注意力停留在股份制的生产力社会性上,忽略了私人资本构成的社会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社会性。如笼统认为“股份制是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是一种社会资本”的认识(《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5页),可能就是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

2、正因为对股份制的性质看不清,许多同志在混合改制中回避、淡化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如个别人以参加党内代表大会文件起草为招摇,公开发表不慎重的讲话,“将来的企业要逐渐淡化所有制的色彩,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将来更多的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企业,无所谓企业是哪个所有制。”(《求是理论网》http://www.qstheory.cn/zl/bkjx/201401/t20140118_314186.htm)

许多人在“股份制就是公有制”错误认识下,不能正视国家统计局直接的统计口径,例如,不愿意相信国家统计局2016年统计年鉴第13-3表(规模以上)、13-5表(国有控股)、13-7表(私营工业企业)、13-9表(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汇总的如下表结果,自我安慰地认为“完全私人独资的企业和个体户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是比较少的”。自然也不能认识公有制主体已经丧失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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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份制是公有的某种实现形式,这在马克思时代就出现了,马克思评价工人合作的股份制是对资本主义方式的积极扬弃外,也强调“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此处有两点值得我们结合今天的混改实践思考:

一、工人股份合作的积极扬弃。之所以是“积极”扬弃,是因为工人合作制的股份制是劳动者和资本者的一身二任,其按资分配是以前期和同期的劳动为基础的,其基础依然是按劳分配,不过借用了按资分配的形式。其中,如果仅仅是前期劳动为基础持股,脱离同期劳动,身份就会转化为货币持有者,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就不会是“积极扬弃”,只会是“消极扬弃”,从按劳分配转入按资分配,占有同期劳动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与劳动要素参与分配方面,华为做了探索,任正非有深刻及卓有成效的实践与思考。

二、“现存制度”是什么?今天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马克思时代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即使出现了工人合作的股份制这个积极扬弃的股份制,在马克思看来,依然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几十年来,国企改革在全局指导上,对市场制度下的“一切缺点”从理论和实践上都缺乏思想准备,缺乏警惕。

例如传统公有制企业股份制改造后,在按资分配的市场竞争、衡量体制下,员工从管理主体按“逻辑”沦为雇佣关系,按资分配成为自然机制,天然排斥按劳分配。在把西方产权经济理论视作金科玉律情况下,投资者至上,自发漠视消费者利益,与民争利,如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面对的国有大型银行曾经对客户的刻薄,国有医院对病人的普遍盘剥,使医务人员被迫沦为孙思邈劝诫的“含灵巨贼”,又如通讯巨头曾经抱团打压QQ微信等即时通网络技术创新,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科技创新上,远不如非公企业在艰难生存阶段做出的贡献多。在企业经营上,众所周知的案例是三鹿奶粉,作为连续多年奶粉销量全国第一的国有公司,2006年由新西兰恒天然集团的参股43%后,2008年出现震惊全国的毒奶粉群体事故而破产。国有控股企业假冒伪劣、环境污染同样频发等。

回顾这些实践与教训,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国企改革的重点仅仅放在股份制与按资分配上,而忽视客户中心和员工主体等企业运行客观规律呢?

对方:现代企业制度这个概念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最先提出,其内容概括为四个词“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一决定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其第二部分全面阐述了现代企业制度,并将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向。西方经济学并没有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提法,这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作出的新概括。

在十四届三中全上,对产权改革的要求是,”全国性行业公司要逐步改组为控股公司”,“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所以,小型国企卖给职工和经营者似无不妥。

紫虬回复:我们在改革中,四十年来做出了艰辛的理论实践探索。重要的在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马列毛邓、红头文件都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主客观一致的实践才有衡量权。不能主观夸大或无视社会现实,例如因为您错误理解了“股份制是对私有制的扬弃”,所以认定“其他各种形式的股份制企业均是公有制”。

我们应当防止两种倾向。当前,既不能否认股份制对社会化大生产的容纳,忌惮资本要素流动,误把小生产眼界认为是坚持公有制;更不能以适应社会生产力、明晰产权为名,利用五花八门的手段,化大公为小公,以小团体之“公”侵吞全民之“公”,在资本动态流动中最终成为私人鲸吞公产,曲线私有化的一种途径。

需要反思的是,我党提出“现代企业制度”概念以来,我们当然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但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国有控股资产比例从大于69%,到2015年,下降为39%,也就在几乎同一时期,1992年12月18日邓小平年谱记载,小平同志提出“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但是在世纪末的十五大上,全党做出了相反的决议,提出坚持效率优先,首次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但其客观后果之一就是暴富非线性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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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大局面下,考虑到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考虑到改革红线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按劳分配占主体,考虑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党的执政基础,考虑到十九大提出新的主要矛盾,我们再来总结评价资产卖给私人是否更客观呢?

总而言之,公有制形式的创新,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应当从实践中总结,做艰苦细致的群众路线总结,而不是做思想上懒汉,或把误解经典作家本意作为创新,做一些天马行空的“顶层设计”,导致对按资分配门洞大开,听任两极分化。

在现代经济的发展洪流中,企业的的兴衰存亡有其客观规律,因素是多元的,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一股就灵”,到“一混就灵”,就会忽视企业运行的以客户中心、以员工主体的主要客观规律,就会陷入私有产权迷信,把股份制强调到一个压倒一切的不恰当地位。

联系国企改革实践中的国资流失,腐败泛起,宏观的公有主体以及微观的企业主体丧失、易位的问题,再看习近平同志尖锐指出的:“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12日),我们应当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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