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推行简体字

横渠书院 2016-01-29 19:39:39 本文作者:齐欣本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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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3月25日,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整理组成立,开始着手拟定《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专家们采用以普遍通行的简体字为主,辅以草书楷化的方法,选定了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700个简体字,拟出第一稿。

毛主席看过后,认为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专家们开始大量搜集草书简体字的资料,研究简化规律,对常用字进行简化。同时,精简字数的工作也开始进行。

自古以来,汉字就存在着很多异体字。这些字的字义、读音和用法完全一致,只是字形上有些许差别。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孔乙己教小伙计的“回”字的四种写法。大量异体字充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既浪费成本又毫无意义,同时也给初学者增加了不少负担。废除那些不必要的异体字,无疑是精简字数最主要的途径。但是,在规范字的选择中有人倾向于甲,有人倾向于乙,一时间难以统一。为了平稳起见,1953年年底汉字整理组选定了338个流传最广、笔画也比较简单的简体字,拟出了《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二稿。

300多个简体字显然不能满足简化汉字的需要,很快第二稿又被中央退了回来。经过研究,专家们认为只能依靠简化偏旁类推的方法来扩大简体字的数量。简化过程中,专家们发现许多根据草书而简化的笔画没有更好的楷书写法,于是索性根据行草的写法把它们收入了简体字表。1954年2月收录了1634个简体字的第三稿拟出了。

此稿一出,立刻引来多方关注。反应最强烈的是出版印刷部门。50多年前,印刷还是铅字排版,一下子公布1600多个简体字,就意味着印刷厂要改1600多个铜模。加之每个汉字都有各种字号和宋体、仿宋、楷体等各种字体,要改的铜模数量就更多了。当时,全国能刻模坯的工人只有20人,每个工人每天只能刻十几个模坯。短时间内改动这么多铜模几乎没有可能。

另一方面,草书笔画打乱了原有部首系统,有些字很难归并到哪一个部首当中去,因此原有按部首、笔画编排的字典和索引也不能使用。同时,由于草书楷化的工作还没有深入下去,这一稿中很多字都保留了手写草书的笔画写法,有的汉字印出来甚至出现一半宋体、一半草体,看起来怪模怪样,很不顺眼。

吸纳了多方意见,汉字整理组又先后更改了几稿,直到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才得到大多数委员们的认可。最终,《汉字简化方案》确定了517个简化字,分四批推行。1956年2月1日,第一批230个简化字和30个类推偏旁正式公布。在民间已经应用了千百年的俗体字终于有了合法身份。

“1956年1月1日全国报刊实行横排。”时隔50多年,《北京日报》退休老职工吴宾生对于这个特殊的日子仍能脱口而出。从那一天起,在排版车间负责拣字的吴宾生要把从字盘中拣出的铅字翻转90度,再排版。“字盘里,字的顺序都是固定的,只是把繁体字换成简体字,一点儿也不影响排版速度。但是原来从右往左竖着排,现在从左往右横着排,精神还是要高度集中,一不留神字的顺序就容易弄颠倒了。”吴宾生回忆说。

也是在这一天,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胡明扬翻开报纸发现字的顺序都变了,许多繁体字也改成了简体字。他说:“根本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用了简体字我们都成文盲了。我翻开报纸一看,这些字都是我们平时常写常用的,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困难。”

《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后,最高兴的要数新入学的小学生了。那时候,小学生们入学的第一堂语文课是“開學了”。内容上切近孩子们的生活,很容易理解。但是要教会他们“開學”这两个字的写法,却要下一番工夫。那时,在东直门小学担任语文老师的杨宝霞,今年已经80多岁了,她至今还记得教孩子们写这几个字时的情景,老师在黑板上一横一竖地写着,嘴里还要说着笔顺。孩子们举着小手一笔一画地在空中反复练习。但是,一个“學”字就有16画,对于一个刚满7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有些勉为其难。杨宝霞记得,当她告诉孩子们以后“開學”可以写成“开学”时,孩子们都高兴得蹦了起来。

另一方面,简化字也为多年来进展甚微的扫盲工作带来了福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盲占全国人口的80%。曾经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49年初秋,一封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一位村长手上。可是,村长不识字。他只好找全村唯一一名认字的“秀才”看信。谁知,“秀才”看完信当天夜里就逃跑了。原来,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让村长监控的疑犯就是“秀才”本人。那时,整村文盲的现象比比皆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陆俭明出生在上海市郊崇明的一个贫苦人家。他的母亲和许多邻居都不识字。小时候,他经常看到许多乡亲托出门的人给邻村的亲戚朋友带口信,问候平安。他说:“那时,大家都不识字,没人会写信,所以只能靠口信来互相问候。”这种现象在新中国成立初非常普遍。

列宁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中国刚刚成立,“扫盲”就成了一项重要工作。1950年年底,全国各地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1951年,陆俭明的母亲参加了街道组织的“扫盲班”。那时,扫盲班教的还是繁体字。当时,陆妈妈已经40多岁了。对于一个毫无基础的成年人来说,学会笔画繁多的汉字真要下一番苦功。陆俭明记得,母亲经常一边做饭一边拿个树枝在灶上写字。有的时候,还要请教一下他这个“小先生”。就是凭着这股韧劲,老太太后来还真脱了盲,不但能看报,还能写信。

但是,能像陆老太太这样用功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平时,农民们都有繁重的农活儿要做。扫盲班只能在冬天农闲的时候开办,称之为冬学。20世纪50年代,正在北大读书的王福堂每年冬天都会和同学们到农村去扫盲。

王福堂回忆,“那时,简体字还没有公布,扫盲班学的都是繁体字,农民们学起来太困难了。特别是有些抱着孩子来的大嫂子,白天家里事儿多,只能靠晚上一会儿工夫学”。学来学去,认识的字还是那几个笔画少的。有的人到了第二年冬学时,就连这几个字也忘光了。那时,乡亲们都说:“政府年年办冬学,我们年年从头学。”这种状况一度让王福堂他们感到十分沮丧。这种现象直到1956年实行简体字以后才真正得到解决。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的报告中,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

总理说:李凤莲同志有个弟弟,在家乡种地,写信给李凤莲同志诉苦,说农民普遍感到汉字难学。农民常用的一些字,像“農民”的“農”,“榖子”的“榖”,“麵粉”的“麵”,“麥子”的“麥”,还有“雜糧”两个字,这一类字都不好写。李凤莲同志给他弟弟寄了一本简化汉字的书去,他弟弟高兴极了,回信说“这些新字好学得多”,还埋怨他姐姐为什么不早些给他寄去。

1964年,我国在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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