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看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几个问题

昆仑策网 2017-06-16 09:31:44 本文作者:王建卿 王海涛 卓倬本网编辑: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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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对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同样需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和实践,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等应用于军民融合研究之中,提高认识层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笔者就其中几个问题谈谈粗浅的认识,供读者参考。

一、军民融合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根源和所有研究的逻辑起点

在我国,军民融合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军民关系经历了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时代变迁,从简单、复杂到高级阶段的形态演化。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世情、国情、军情,提出的社会主义中国特有的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探索,是新时期对人民战争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其政治基础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遵循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历史阶段为在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军队启动并推进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这一历史时期;形势环境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新军事革命孕育发展;时代背景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确定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国家改革战略全局,部署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以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根本目的。

笔者认为,军民融合问题的根源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如何协同推进社会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的解放和发展,并改革生产关系和军政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和战斗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军民融合工作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于其涉及人类社会极其复杂的暴力实践活动——战争,以及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军队。尽管如此,作为一项人类实践活动,军民融合所有认识和实践的基础,仍建立在对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考察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3]。

我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其所处历史阶段赋予了其协同推进生产力和战斗力发展的任务,同时由于政治基础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民融合工作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军政上层建筑的调整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自上而下完成。2017年1月,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的成立即可视为这一调整的开始。

在实际工作中,笔者认为我国军民融合工作应加强马克思主义军民融合理论体系的指导。 迄今为止,军民融合并无完备的理论体系,常借助相关学科的方法、工具进行研究,难免就问题的局部现象提出局部的解决方案,进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药到病不除”的怪圈。鉴于此,应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建立军事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间的科学框架和总联系格局,构建马克思主义军民融合理论体系,厘清一系列概念,建立学科框架,丰富知识体系。

在此,笔者试提出作为军民融合所有研究源头和核心的逻辑起点,这直接影响着研究方向、研究范围和体系建构。从逻辑起点的规定性上看,笔者认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军民融合研究的逻辑起点。

首先,它符合逻辑起点质和量的规定性。 这一关系是军民融合研究对象中最基本、最简单、最常见的范畴,符合逻辑起点应承担一定军民社会关系的根本要求,由此研究内核可以外延出不同类别和领域的军民关系,包括军队与民众、军口与民口、军用与民用、军品与民品等。

其次,它符合逻辑起点动态演进的要求。 这一关系不是静态的人与人、物与物的关系,而是一个体系演进与另一个体系演进的关系,它本身包含了军民关系由对立到统一的过程,体现了融合、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最后,它包含军民融合发展一切矛盾的萌芽。 这一关系蕴含着军民融合所有矛盾的雏形,是矛盾的胚芽,以此出发可以构建对军民融合的基本理解,并赋予理论体系基本意义。

二、和平时期的军民融合是进一步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系统、高效地支撑军事斗争准备各项工作,是预防和遏制战争的重要手段

和平时期的军民融合与战时军民融合有着根本不同的融合方式和战略目的,前者本质上是建立在全民支持基础上的军事斗争准备过程,目的是以全社会可承担的最小成本长期保持对敌或潜在敌人可置信的最大战略威慑,预防和遏制战争,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制胜。军事斗争准备是军队的基本实践活动,是维护和平、遏制危机、打赢战争的重要保证。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4]。

军事斗争准备工作理应体现人民性,这也是其各项工作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艰巨性对全社会支持和支撑的客观要求。因而,和平时期的军民融合是进一步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体系化地支撑军事斗争准备各项工作。笔者认为,体系化主要表现为自然、系统、高效三个方面。

自然是军民融合高级形态的表现特征,是我国实行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对军民融合组织过程的客观要求,也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结果。

列宁指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5]。

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实行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这就为和平时期军民融合确立了最大的政治规定性和导向性。建立在全民支持基础上的军事斗争准备不是军备竞赛,不是全民战争准备和动员,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中夯实国防军工“脊梁”,健全资源共享、协同创新、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军民融合“主动脉”,疏通各类资源要素流动的“毛细血管”,通过“看不见”“自然而然”的军民融合实现对外部战争威胁和挑衅的“免疫”。

系统是军民融合的组织特征,是支持军队统筹推进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的客观要求。

列宁指出,“战争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6]。

新中国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也多次做出“人民不要战争但要有战争准备”“要在物质和军事上准备打仗”等指示。

当前,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应针对各战略方向、各安全领域的不同威胁和挑战,统筹做好国防科技工业布局调整等多方面的工作。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了《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六大体系建设和八大领域统筹,进一步完善了军民融合的顶层系统设计。

高效是军民融合的运行特征,是全社会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实现“一份投入、两份产出”发展效果的要求。

随着军用经济技术资源的民用功能与民用经济技术资源的军用功能不断增强,国家对“大炮”和“黄油”资源配置不再是简单的竞争和替代关系。军民融合程度越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对军民资源的配置、使用和产出效益就会越高,形成国防投入上的社会替代效益、国防产出上的社会溢出效益等,使生产力和战斗力相互促进、融合发展。

三、战时军民融合是新时期人民战争思想的发展和应用,是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变化后打赢战争的必要手段

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趋势明显,太空和网络空间成为各方战略竞争新的制高点,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日益呈现军民一体、前后方一体的趋势,军民融合成为打赢战争的必要手段。

一是战争形态演变后军民融合成为发挥人民战争伟力的必要手段。

当前,世界范围的科技创新战略竞争激烈,高新技术推动武器装备跨越式发展,各国加紧研发战略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并转化充实部队新质战斗力,战争攻防作战机理空前复杂并在加速演进,使得“人与武器最佳结合”的内涵发生质变。无人化、智能化、体系化等新型作战对人、武器以及人和武器紧密结合的要求大幅跃升,战争形态演变后的极端复杂态势要求发挥人民战争的群众性优势,支撑军队在战时的多样化作战需求。

2015年版《中国的军事战略》就指出,“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坚持把人民战争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拓展人民战争的内容和方式方法,推动战争动员以人力动员为主向以科技动员为主转变”。战时军民融合成为发挥人民战争伟力的必要手段,将从根本上促进军事力量和新型后备力量体系的融合,支撑战时武器装备研发、生产、使用和维修保障,推动军地联合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形成新形势下的“人与武器最佳结合”。

二是作战空间的维域拓展使军民界限日益模糊。

随着战场空间广域化和多维化发展,在海上“远边疆”、太空“高边疆”、网络空间“无形边疆”等新的国土疆域,从基础设施建设主体到新型战争的作战对象和参战人员,都不局限于国家的武装力量,进一步向社会延伸。军民界限的模糊客观上要求我军更新战斗力生成模式,借助军民融合手段开展空间开发利用、网络预警防御、海上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权保障等工作,增强我军的体系化作战能力。

三是战争制胜机理由军事体系的对抗向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基础的“军事-经济-社会”综合较量演进。

现代战争制胜机理相较于传统战争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仅表现为信息优势制胜、陆海空天电体系集成制胜、快速精确打击制胜等军事体系内的对抗,更表现为基于国家整体实力的“军事-经济-社会”综合较量。即使是军事体系内的联合作战,在信息时代也跨越了军兵种的简单联合,演进为跨部门、跨军地的系统化集成作战。国家经济社会体系在战前和战时发挥了愈发根本性的作用。应充分吸取美苏冷战导致苏联解体和苏联军队瓦解所揭示的苏联军民分离教训,从更高层面看待军民融合的战略意义,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借助军民融合手段,进一步提升国家的战略竞争力。

  四、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中国共产党完成三大历史任务的客观要求,应为加快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创造更有利的客观条件和战略态势

中国共产党在党章中明确指出,全党同志要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而奋斗。在完成祖国统一问题上,应谨记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历史教训,以军民融合的方式推进“文攻武备”,为加快推进和平统一创造更有利的客观条件和战略态势。具体来说就是:

——在道义上, 倡导建设海峡两岸命运共同体,作为我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基点和示范起点,将台湾各项事务纳入国家总体战略安排,建设两岸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以我为主塑造两岸事务话语体系,占领道义制高点。

——在政治上, 坚持发挥科学社会主义相较于资本主义在塑造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理论优势,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军事科学发展;以福建全省为先行先试区,加快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力发展基层民主,以形成对台所谓民主制度的实践对比;推动南部战区和福建全省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打造东南沿海军民融合带,建设龙岩军民融合政治工作示范区,塑造新型军民、军政、军地关系,以形成对台军军事理论优势的实践对比。

——在外交上, 运用军民融合新手段,降低台湾问题在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中的地位;推动军事外交布局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战略前移,深化与东盟国家军事安全合作关系,提升军事互信,建立主要航道上的战略支撑点;将台湾“新南向”等战略纳入国家“一带一路”整体框架设计,将台湾邦交国纳入“一带一路”布局作为补充,搭建直接对话台商、台企、台资的合作平台,促进大陆企业携手台企共同“走出去”。

——在经济上, 加快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缩小两岸毗邻地区经济差距,建设闽赣出海通道,联通长江经济带和海西经济区,缩小福建沿岸至中部内陆腹地的经济梯度差距;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推进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亚太自贸区(FTAAP)的谈判和研究,框定台湾对外经贸格局;在闽赣战略核心区布局建设厦门、宁德等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促进军工经济和地方经济融合发展,提升对台军事斗争的前沿保障能力。

——在军事上, 以军事战略指导重心前移为牵引,将对台军事斗争准备工作纳入国家经略东海、经略南海总体布局,加强大陆沿岸海防演练、支前保障动员演训、应急应战军民协同联动和在相关海域、空域常态化军事训练,建立海洋开发、海洋维权、海上作战三位一体的军民融合体制。

——在基础设施上, 推动两岸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福建沿岸三都澳等军民融合港口建设,建立平战结合的快速集疏战略通道,实施相关基础设施加载国防功能工程,研究设计台湾海峡隧道工程,推进京台高速和京台高铁建设。

五、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领域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应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耦合关联

在当前发展阶段,国防经济和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融合度越来越深,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成为链接社会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最直接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纽带,该领域成为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也是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战斗力耦合关联的关键。笔者认为,宏观上应着眼于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从三方面着力推进耦合关联。

一是在要素上,建立新生产力要素发展和新质战斗力生成的耦合关联,加快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并推动国家大科技、大工业、大商业的力量融合。

恩格斯在考察19世纪拿破仑军事“奇迹”后曾深刻的指出了生产力和战斗力之间的关系:“增长了的生产力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新的生产力也必定是作战方法上每次新的改进的前提”[7]。

在现代,正在进行的科技革命使得新的生产力要素不断涌现,成为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内在动力。同时,国家大力投资推动军事科技发展和武器装备研制,形成了数量可观、可转化为新生产力要素的军事技术储备和国防科技创新成果。双向耦合关联条件基本具备,下一步可从两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首先,从体制机制上破题,化解制约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成果转移转化的现实条件束缚,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

其次,从社会化大生产的宏观层面出发,推动国家大科技、大工业、大商业的力量融合。

因为科技发展从未脱离于社会生产独立存在,科技工作更不能独立于工商业的发展单独理解。军民融合创新体系与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紧密相关,而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需要高度重视发挥商业力量的作用。

马克思曾指出,“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竞赛只为商业而存在”[8]。

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的成果,需要尽快转化应用于社会化生产之中,尤其是借助商业的力量,促进大工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技术改造升级和创新,反作用于军事科技的创新和新质战斗力的生成。

以互联网技术为例,该技术的雏形阿帕网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国防高级计划研究局(DARPA),在当时属于军用技术,是典型的新质战斗力。随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加入到该技术的民用开发和应用过程,民用版本因特网成为社会生产中的新生产力要素,互联网产业和互联网经济在全世界兴起,进一步助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迭代更新的信息技术充实为当代军队的新质战斗力。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投资形成的一大批科研成果不能止步于武器装备上的应用,不能在尘封的资料库里当“睡美人”,应加快推进技术价值的认识和挖掘,发挥科技中介、孵化服务等商业服务机构作用,促进国防科技转化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同时,推动军工集团从“交付装备”向“交付战斗力”转变,进一步畅通新技术、新成果转化应用形成部队新质战斗力的过程。

二是在领域上,从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出发建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战斗力各领域间耦合关联的根本关联。

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宗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军民融合实践工作,必须紧紧扭住人这一生产力和战斗力发展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能动主体,建立各领域耦合关联的根本关联。

当前,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迅猛发展,但人类战争史警示我们,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9]。物质技术的发展对占有自身本质更多的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人运用物质技术的技能发展,更要求人的身心、人格、创造力、批判力等全方面的发展,而这一切是健全的社会关系孕育的结果。应高度重视并坚决防止社会关系中扭曲的方面导致军人的物化和异化,影响战斗力的生成。

因此,这一关联的重中之重是建立军队人才和国家人才一体化发展体系,将军队人才发展中的选拔、培养、晋升、福利待遇、随军家属安置、退役就业安排、权益保护等方面和环节与国家人才发展统筹,破除人才发展的制约因素和条件,最大限度激发人的活力和创造力。

例如,在军事人才培养方面,应树立军队人才是国家人才资源储备库的观念,通过军民融合手段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继续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探索结合国防科技工业科研生产第一线培养装备操作使用、维修保障的军事人才。破除按培训对象级别和教学规模确定教学投入的惯例,加大基础教育军队院校投入力度,提升院校总体办学能力。统筹军队教育标准和国家高等教育标准,全面提升学员综合素质,为学员军事职业发展和社会化就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又如,在全社会普遍关心的住房保障方面,应从军民融合视角确立军人住房保障的法律定位,健全军人可预期性住房保障制度,以国家保障为基础,结合产业开发优化城乡空间开发格局,军地统筹做好军人住房和社会住房保障的协调。

三是在效益上,站在国家和全社会的宏观层面上建立经济效益和安全效益的耦合关联。

恩格斯在考察古代部落战争过程中,分析了战争组织的诞生及其承担的社会职能。在恩格斯看来,通过掠夺获取财富已成为当时战争组织的正常职能,战争成为了经常的职业[10]。这是在生产力较低的历史条件下,战争组织通过掠夺财富完成了对这一社会关系发展的简单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在现代社会,国防和军队建设对全社会的贡献表现为维护安全稳定、发展物质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应急救援和弘扬社会价值等多方面的综合效益。从军民融合研究的逻辑起点出发,核心和关键是要促进经济效益和安全效益的耦合关联,实现两者的最大化。

笔者认为,目前这一关联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全社会普遍接受的直接关联方式,包括民用设施加载国防功能,军用设施兼顾军需民用,军民资源共享等,本文不再赘述。另一种是社会往往难以观察到的间接关联,囿于这种关联效益不直接显现,甚至若非站在国家和全社会的宏观层面看还不能观察到,并具有“润物细无声”的特点,因此容易被人忽视。本文以国防基础研究为例稍加说明。

国防基础研究是事关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科研领域。 由于不满足现实军事需求,不能迅速转化为型号装备产生军品收益,导致市场失灵,我国国防基础研究普遍缺乏发展动力,原创性成果不多,原有技术储备消耗殆尽后将使创新发展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事实上,国家大科技的基础研究同样存在投入不足、集成不够、成果不多等问题,需要国家统筹军地双方共同解决。这一耦合关联应由国家主导主办,加速建立军民融合的体系化、实体化、非企业化的基础科研体系,大力支持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组建基础科研军民融合的“国家队”。即使从短期看经济效益和安全效益都难以显现,但长期来看基础研究将支撑应用研究持续健康发展,终会体现在更尖端、更丰富的民用高新技术产品和先进武器装备上,实现生产力和战斗力发展的耦合。

六、军队改革的基础是对整个社会变革所提供机遇的准确把握,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应主动调整、适应和健全新的社会关系

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产生了适用于这一条件的军事科学和军队组织形态。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现代的作战方法是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为前提的,它是这个解放的军事上的表现”[11]“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12]。

军队改革的基础是对整个社会变革所提供机遇的准确把握。当前,中央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全局来部署实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作为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应处理好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改革的协调和统筹,主动调整、适应和健全新的社会关系。

一是理顺军队和社会的相互关系。

传统上看,军队具有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等主要职能;同时,还担负抢险救灾、维护权益、安保警戒和支援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等辅助职能。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军队与外部关系的建设同样处于变动和调整之中。军事制度与社会制度、军事组织与社会组织、军事行动与社会动员、军事社区与民间社区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军民融合、协调发展。

例如,传统的军事外交除了加深国际间军事互信、展现我国军队形象等功能外,还需要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担负护航巡航、反恐维稳、海外撤侨、应急保障等职能。又如,全社会对军队建设的支持除了“双拥”共建外,随着社会力量的发展壮大,军队保障社会化工作也在不断推进,军队“办社会”的职能逐步剥离,以军民融合方式弥合军队和社会鸿沟的作用愈发凸显。

二是充分发挥社会关系对军事关系的支撑。

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过程中,难免由于军事关系尚未健全,出现调整中的暂时困难和问题。此时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关系对军事关系的支撑作用,以军民融合为方法论,正视和解决问题。

例如,针对近年来部队连以下军官、士官安置难、就业难、发展难等问题,相关研究机构提出了实施“士官转村官”工程,为复转军人就业开辟新途径,也为完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注入新力量,通过军民人才直接融合的方式,实现富国强军和农村长治久安的统一。

三是高度重视一定条件下社会关系对军事关系的制约。

不能忘记美国在越战中挫败的深刻教训。美军在战斗力上的绝对优势并未转化为战争的胜利,根源就在于当时其国内和国际上的社会关系不支持。二战后形成的和平主义社会思潮在战争相持阶段总爆发为蔓延世界的反战运动,美军在作战方式上并未提前做出理论创新和及时的回应调整,久拖不决的战争进一步激化国内社会矛盾和高层政治斗争。相反,北越由于生产力低下,国内社会关系对军事关系的制约反而不明显。和平时期的军民融合,不仅要开展全民支持基础上的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更要优化军民协同、军政协调、军地共建共享的体制机制,健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各项社会关系,预防和减少、减轻一定条件下社会关系对军事关系的制约。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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