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习近平的“历史感”谈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三个维度

中国艺术报 2017-08-11 14:12:51 本文作者:丁晓平本网编辑:沫沫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5年11月在会见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外方代表时对“历史感”的强调发人深思。一年后的11月,他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再次强调指出:“没有历史感,文学家、艺术家就很难有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

与其说这是习近平的“历史感”,不如说这是给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提出的一个“历史之问”。他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这正是历史作家的工作,是责任,也是使命。

习近平的“历史之问”,为历史作家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提出了问题导向,指明了前进方向。谁能正确回答这个“历史之问”,谁就拥有了“历史感”,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也就解决了为什么写、为谁写、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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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历史之问”,要求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义不容辞地引导人们走出读史写史的误区

习近平的“历史之问”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哲学命题,就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但往往被我们不经意间忽略了,甚至“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当初出发的目的”,忘了“我是谁”。我是谁?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回答:我是中国人,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是中国共产党人(至少也得选第一项)。是中国人,那就要爱中国;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就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人,那就要实事求是。

“述往事,思来者。”中国有着治史、写史、读史的优良传统。盛世修史,盛世重史。一个强盛的时代之所以特别注重历史,不仅在于它为修史提供了物质条件,更为重要的是现实的发展需要我们自觉地探寻历史的规律和未来的方向。“在全球化的时代,无论是打造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还是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我们不仅要运用今天现实的力量,也需要从历史中寻找智慧。”历史写作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这里。只有这样,我们自己才能“读懂中国”,同时也让世界“读懂中国”。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才能找到参照系,才能被理解和接受。

历史作家首先是一个历史读者,但又不是普通读者。历史作家必须是一个好读者,一个高级读者,一个对历史既能“出乎其外”又能“入乎其内”的读者。怎么才能成为优秀的历史读者进而成为优秀的历史作家呢?这就要求历史作家必须首先要回答习近平的“历史之问”,这关乎历史写作的宗旨,既是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是根本性要求。

当下的中国,人们了解历史的渠道不断拓宽,历史写作者的平台日益扩大。热爱读史的人多了,热衷写史的人多了,当然是好事。但写史、读史的热潮中也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颠覆、恶搞、戏说、消解、翻案,以“想象化”的方式消费历史、以“鸡汤化”的名义轻薄历史、以“主观化”的态度曲解历史、以“虚无化”的手法解构历史、以“庸俗化”的姿态抹黑历史、以“娱乐化”的言行调侃历史,花样翻新、丑态百出,历史似乎成了茶余饭后的“段子”,谁都可以信马由缰地说上一段。这些历史写作“自由化”倾向,就是当下历史写作和阅读出现的“误区”,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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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误区”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历史观出了问题,在为什么写和为谁写上出了问题。爱读史、爱写史并不等于会读史、会写史。善于读史者和善于写史者,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在秉持客观独立、怀疑考证意识的基础上,遵循求真求实的方法,保持严谨严肃的态度,牢牢把握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尤其是党史、国史和军史的书写。如果只注重微观的支流和局部、细节和碎片,没有整体的宏观的把握,那么这样的读史、写史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是有害的。

正确的历史观,是引导人们读史、写史的思想总开关。 鲁迅先生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中国传统的思想家始终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视为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具有把自身的社会活动置于“古”“今”“后”相互联系的历史长河中加以看待、考察的历史自觉和自律意识。诚如李大钊所言:“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拥有正确的历史观才会拥有历史感,从而才能从历史读者转身为历史作家。因此,历史写作对历史作家的要求远远高于或者严格于一般的历史读者。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善于读史、写史者,就是能够将前人的经验化为自己的智慧,从中总结规律,得出结论,引导人们向真、向善、向美。历史不仅仅是事件和人物的记录,更是历史观念和价值内涵的凸显。 历史学家吕思勉说:“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说得真好——“理”比“事”永远更重要!“事”是为“理”服务的,“理”是历史的核心。这个“理”,上升到价值层面,就是历史观。时代变迁,对于历史的认知、评判越来越多元,这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但绝不能因为对历史认知、评判的多元,就抛弃正确的历史观,不去把握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舍本求末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

坚持正确的历史观,“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正是要提醒世人,以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眼界和什么样的情怀去考察历史,决定着我们能从史实中构建出怎样的“意义世界”。因此,历史作家必须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用优秀的历史文艺作品引领风尚,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引导人们避免误读历史。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归根结底,我们研究历史、写作历史的目的,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面向未来。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作?一句话,那就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写,为伟大祖国的繁荣稳定而写,为全体人民的幸福安宁而写——这就是“为人民写作”的要旨,给人民带来力量,去为正义而斗争;给人民带来希望,去为未来的美好生活而工作;给人民带来温暖,去为了爱而坚定信心珍惜人生。这是历史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习近平的“历史之问”,要求我们必须掌握正确的方法论,义正词严地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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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是与当下的我们联系最紧密的一段历史,可谓是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必须掌握正确的方法论,坚持为人民写作。

习近平指出,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既是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原则遵循,也是最科学的方法论。

当下,新媒体、自媒体开放、自由、活跃。歪曲丑化历史、颠覆民族英雄、展现时代之卑劣,竟然成为一些人追逐的风尚。这显然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真切反映。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十分有害的社会思潮。习近平明确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为家庭、教育、环境诸多因素的差异,每一个人对同一段历史的认知都受其经历、阅历和经验影响而不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历史写作之难,读史之不易,但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无论远近高低,对于历史的认知和考察,我们都必须跳出自我局限的空间和时间,要从大历史、大视野中去看整体的历史,避免狭隘、偏执和极端。当下一些历史写作的怪状,有目共睹:有的把高层的政治路线斗争当作个人的权利斗争,有的把政治人物性格中的弱点上升到个人品格道德层面,有的把英雄生活里的轶事或人际间的矛盾编造成狗仔队的“花边新闻”,或添油加醋炒作成“饕餮大餐”,或自我标榜吹嘘成重大“发现”,或断章取义移花接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必须要有大格局、大胸怀,坚决摒弃以今人之恶推测古人和猎奇、偷窥、爆料的揭秘手法及“怨妇心态”,义正词严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肉体的虚无将导致精神的毁灭,历史的虚无将导致现实的毁灭。 历史不仅仅是时间,也是空间,真正的历史是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只有整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写作不是揭丑暴陋的“厚黑学”,不是尔虞我诈的“阴谋论”,不是求全责备的“马后炮”。诚如习近平所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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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搞好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我认为要正确处理好以下五个关系:

一是英雄与群众的关系。 历史写作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英雄、伟人不是神,他们来自于人民群众,是人民中的一员。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不是某一个人创造的。但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英雄和伟人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从而领导人民群众创造了新的历史。

二是正确与错误的关系。 精神有领袖,历史无先知。历史人物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在工作中都可能出现错误、失误。如何处理呢?习近平说:“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三是敌与我的关系。 不贬低敌人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这是真实的历史,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是人性的表达。抗日“神剧”把敌人写成愚昧无知的傻瓜,这就失去了历史的真实,也丧失了文学的兴味,成为庸俗、低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贻笑大方。这不是羞辱敌人,而是自取其辱。反之,把敌人写得越狡猾,证明我们越过硬。

四是胜与败的关系。 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如何处理好革命前进道路上的失败、失误和挫折?这是我们必须突破的瓶颈。胜败乃兵家常事。光荣成就梦想,苦难铸就辉煌,正视失败,宽容失误,让后人懂得正是流血牺牲换取了胜利,革命成功,来之不易。这也是文化自信。

五是事与理的关系。 讲好中国故事,其根本就是通过故事讲出中国人的精气神,讲出中华民族的精气神,讲出中国精神、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历史写作,不能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更不能胡编乱造,要在讲故事的基础上讲道理,以事明理,明辨是非。处理好事与理的关系,就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判断,坚持大是大非,不为尊者讳,不为疏者隐,一分为二,恰如其分。

习近平的“历史之问”,要求我们必须把控历史的话语权,义无反顾地提高自身历史写作的艺术素养

习近平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正面临挑战和机遇,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拓展,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将继续提升,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方案、借重中国力量、认同中国价值。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没有停止过。如果不加以警惕,排除这种干扰,就会成为西方国家精神上的附庸和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其结果将导致在政治、思想、历史、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被釜底抽薪。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前车之鉴。历史的殷鉴告诉我们必须牢牢把控历史的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价值,夯实中国自信,擎起自己的历史火炬,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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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走好今天的路也要不断从党的历史中汲取营养和智慧。习近平形象地比喻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历史作家如何用手中的笔描绘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呢?一方面必须义无反顾地不断提高对历史整体的认知和把握能力,另一方面必须不断提高历史写作的素养和技艺,写出既让老百姓喜闻乐见又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我的体会是:

一是历史写作是一门和虚构写作一样具有创造性的艺术。 历史写作属于非虚构写作。“非虚构”不是文学体裁,与之对应的只能是“虚构”,不应与诗歌、小说混为一谈。非虚构写作要求高度的真实性或文献性,除此之外还应具有创造性。非虚构绝对不是虚构剩下的东西。历史写作包含的创造力一点儿不亚于小说家写作时运用的想象力,最好的历史作家是能够把事实证据同“最大规模的智力活动、最温暖的人类同理心以及最高级的想象力”相结合的人。

二是历史写作是比虚构写作更有难度的写作。 历史写作必须注重调查研究,只有通过采访调查(阅读史料也是一种调查),才能深入理解你收集到的事实,发现你的主题。历史写作往往会遇到材料成灾的问题。事实那么多,且众说纷纭,容易陷入材料的汪洋大海,事实材料甚至成了难以摆脱的负担。历史写作不是堆砌事实,而是运用艺术家的特权——由洞悉到洞见,也就是说仅仅调查还是不够的,还要辩证分析,寻找到你需要的最本质的东西来描绘历史、描绘人物和他的命运。如何研究呢?一方面要站开一点,从远处通观全貌,另一方面要一直追溯到产生矛盾的起因,从人物的心灵深处去看待事实。我通常把这种方法叫做非虚构写作的“三视”(仰视、平视和俯视)和“三观”(宏观、中观和微观)。历史写作的情节不是设计出来的,细节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应当从掌握的材料的内部去发现、分析,理解,洞悉,从而创作。

三是历史写作是比虚构写作更考验才情和灵魂的写作。 历史作家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独到的历史眼光和内省的审美眼光,以及表达出它们的能力,从而为读者提供一种没有他们创造性眼光的帮助就无法得到的真相、观点。优秀的历史作家兼备思想家的高度、历史学家的深度、文学家的热度和新闻记者的锐度,能够用文学艺术的手法,把历史事实中最有情感价值和智识价值的部分呈现给读者,或者说把最有价值的历史传递给读者。何为最有价值的历史?就是推动民族、国家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有利于民族、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那部分历史。当然,其中包括对历史上的错误和挫折的反思,并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和意见。

四是历史写作是比虚构写作更有生命力的写作。 历史写作除了要有独特的艺术眼光之外,还要有美好的语言、合理的结构。历史写作的语言要清晰、朴素、流畅、简洁,甚至有点陌生感,既有益又有趣,给人惊喜连连,感到审美的享受。历史写作的结构就像盖房子一样,在对历史材料胸有成竹之后,需要画一张图纸,除了材料的取舍、详略的选择之外,还有倒叙插叙的运用、时空的转换、人物的安排、人称的变化、因果的互换,以及创造悬念、保持趣味等,都要精心编排、设计和组合,最终完成符合历史逻辑的叙述。我相信:真实比小说更精彩,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更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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