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反对“和平主义”,积极主动作为

产业人网 2017-06-14 09:50:45 本文作者:雨夜桂花本网编辑:塞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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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荡现实世界中的和平主义聒噪声浪

近日,一本名叫《中评智库大数据舆情报告》第一期(样刊)的书中刊载了一篇题为《大陆专家学者评析“武统”思潮》的综述文章,就“武统”呼声高涨的背景和原因、可能造成哪些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评论,并就所谓“武统思潮”进行综述。

尽管以貌似第三方中庸评判的“文献综述”形式出现,但报告方并不隐晦“高度认同并致力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自我定位。换言之,“综述”本身就带有鲜明的立场,它借“大陆专家学者”的口吻,开门见山即指明“《反分裂国家法》与大陆对台大政方针中所保留的‘武统’选项,是‘武统’思潮再起的源头”;将“这一波武统思潮”是非不辨地归因为“在网路民粹盛行、两岸民意对抗升高的背景下萌生的”。虽然它也不得不承认蒋记国民党的无能、民进党迅速重掌台省政权后的狂妄、安倍主权的复辟军国主义立场、特朗普挑战一中底线的自大加速了“‘武统’呼声在大陆舆论中不断汇聚与上升”,但却隐晦抹黑大陆的“两个一百年”战略,诋毁解放军对国家领海领空的正常巡航巡逻,嘲讽国台办领导对台独势力极度膨胀的战略警告,尤其是将大陆民间爱国者阶层揭露台独与独台势力唱双簧、假借和平发展暗度陈仓搞“以武拒统”、“以和(平)拒统”、“以民(主)拒统”、“以民(意)拒统”等“和平分裂”现实行动的呼声指桑骂槐为民粹,反对以非和平方式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主权统一——他们将其别有用心地简称为“武统”以示忤逆“普世价值”的“和平”,进而力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自宫,自行“在如何具体约束大陆内部‘武统’呼声、如何依法依规对大陆涉台媒体报道加强引导、如何切实提高对台宣传成效等方面”自缚手脚、画地为牢,最终把威胁台独和独台分裂势力的《反分裂国家法》以及对台大政方针中所保留的“武统”选项这一“武统”思潮再起的源头,从源头上予以软埋。

在中评网转载的、五角大楼最新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17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新闻中,这家媒体的记者声称注意到“出现(了)微妙变化:往年必定在报告中出现的‘准备台海可能的紧急状态,防止台湾正式独立,仍是解放军的最高使命’,在今年的报告中没有出现。报告对于解放军提高在南海和海外的存在能力的着墨大大增加。”他是想暗示解放军悄悄取消了防止台独的最高使命吗?

作为台独势力在台湾省重新掌权、特朗普在美国上台后五角大楼发布的首份所谓中国军力发展报告,以“中国与台湾”来称呼两岸的小把戏我们其实毫不奇怪,就像报告中声称“中国逼迫台湾必须接受坚持中国和台湾都是‘一个中国’的一部分,但允许不同解读的所谓‘九二共识’,才会有台海的和平稳定”、“解放军继续准备在台海的紧急状态,以遏阻,如果必要的话,迫使台湾放弃迈向独立,或者使用武力使台湾与大陆统一,同时吓阻、拖延或拒绝代表台湾的第三方干预”、“解放军继续发展和部署军事能力,‘意在胁迫台湾,或者如果必要的话,企图进攻台湾’”等等倒打一耙的陈词滥调一样。倒是这个报告的结论值得让一些无病呻吟的和平鸽醒醒脑子:“解放军军事能力的改善,对台湾的安全施加了重大的挑战——台湾的安全植根于解放军没有能力投射力量,跨过一百海里的台湾海峡;台湾天然的地理优势;台湾军队的技术优势和美国可能的干预”;美国对于台湾海峡两岸的政策与 2016 年不变,即“美国维持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继续支持在台海问题上以双方都可接受的方式、范围和步骤的和平解决方案;符合‘台湾关系法’,美国贡献于台海和平、安全、稳定,包括提供防卫设备和服务,使得台湾能够维持充足的自卫能力。”

很显然,无论是中国内部的“专家学者”,还是大洋彼岸的美帝国军人,都是和平爱好者、和平践行者、和平捍卫者。为了显示他们有多么热爱和平,他们“慧眼识珠”一下子就戳中了《反分裂国家法》这一“破坏和平”的首要祸害和最大障碍!然后迫不及待地认定:被他们把不放弃非和平手段蓄意曲解为“武统”的社会舆论,违背了“现阶段大陆对台大政方针,不符合大陆正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基本要求”,他们蓄意回避了一个首要前提,那就是:无论他们如何选择性性利用“现阶段大陆对台大政方针”这种说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省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一大政方针,这是一切“对台大政方针”的根本和归宿。任何旨在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大政方针,试图在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一个“正统中华名国”过程中实现永久拒统、和平分裂进而和平共处、天下太平的所谓研讨会、座谈会,都不会逃脱中国各阶层爱国群众的扒皮。

同样,五角大楼维持基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非法的“台湾关系法”这一赤裸裸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本身就是对上面那些无病呻吟的和平鸽们最大的羞辱。  我们认为,这一早已被民间舆论多次揭露的美帝国对华逻辑的真实袒露,反倒是这个非法军力报告对中国而言最有价值的部分。由此,我们能清楚洞悉美帝国是如何上下其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玩弄于鼓掌之间,如何在诱使中国的和平鸽曲解各方面正确对台舆论的过程中,一手压制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准备氛围,一手抹黑民间爱国者支持解放军的群众基础:通过夸大战争损耗、曲解发展机遇期、模糊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丑化国家统一战争的可行性、正当性和必要性,尤其是将正当的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划等号,将民族主义肆意抹黑为民粹,将解决蒋遗民及其小朝廷的历史遗留问题难度无限夸大,将无底线迎合如水的所谓台湾省民意上升为实现国家早日统一的前置条件,将过去一个时期和当前的对台政策蓄意教条化,将和平统一的争取方式与战争统一的被迫手段截然对立。更为险恶的是,他们在张口闭口和平天使的外衣下拉大旗作虎皮,妄言“‘武统’思潮的蔓延有损中央对台决策威信”、“‘武统’思潮波及岛内,加深两岸民众误解,进一步造成两岸认知落差”。殊不知这所谓‘武统’思潮的蔓延恰恰是台独和独台势力沆瀣一气、切香肠坚定分裂、和平统一机会加速丧失现实的真实反应,否则,何以解释台独分子在世界卫生大会前后的挑衅表演?何以解释台独与独台势力在六四事件上殊途同归的言行?至于所谓认知落差,有些人是糊涂虫,是真傻;有些人则是在装傻,在擅自代表民意,在造假冒充舆论主流。

二、似曾相识的当代和平鸽及其“和平主义”论调  

拿和平二字唱高调的例子,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可谓俯拾皆是。最让世人熟悉的莫过于大汉奸汪精卫——汪兆铭氏1938年12月29日的投敌《艳电》:“顷读倭国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倭国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倭国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倭国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倭国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倭国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倭国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倭国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倭国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倭国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倭国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我们早已无需再浪费时间驳斥法西斯倭寇和大汉奸汪精卫打着“和平”旗号的诱降与叛国言行了,无数的抗战先辈和胜利的抗战历史早已让自诩为和平救世主的汪精卫及其主子的“大东亚共荣圈”身败名裂、灰飞烟灭。凤凰网挖空心思、冒天下之大不韪替汪精卫的“低调俱乐部”鸣冤叫屈开专题,却不得不自己删掉内文,仅剩该专题主页一副“棺材板”的言行,早已成为当代“和平卖国”的活标本。

而国民党伪政权的总头子蒋介石呢,同样是个对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嗜血屠杀、对一切外来殖民侵略者跪求“和平”的“富有教养的、虔诚的基督徒”,举手投足充满了“黄金十年的民国范儿”。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战而退让日寇侵占东三省,到“攘外必先安内”污蔑绞杀红军并指责国民党阵营中的抗战军民唱高调给蒋民国找麻烦,再到公然出卖华北主权的《何梅协定》,蒋氏呼吁的“中日互相提携”、“中日亲善”俨然成了保护国家黎民免遭涂炭的高瞻远瞩之和平大计,堪比日寇用南京大屠杀来构建的“大东亚共荣圈”。

与此鲜明对比的是:早在1932年4月15日,尚被蒋军重重封锁、重兵“围剿”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发布了《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指出:“现在事变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估量的正确。满洲傀儡政府已在东三省建立起来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顺的走狗。上海的和平谈判,国际联盟的调查团,完全是帝国主义强盗进行瓜分上海瓜分中国的分赃会议和组织。由于英勇士兵自动对日作战的压迫不得不以抗日相欺骗的某些国民党军阀,现在也都原形毕露:马占山做了满洲政府的军事部长,蒋蔡等军阀参加了帝国主义瓜分上海的和平谈判。国民党政府更是随时都准备接受国际联盟宰割中国民族的指令,他所谓‘长期抵抗’的宣传,一方是以此来欺骗全国反日的民众,另一方是企图以此来取得别一派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援助,而挑起世界大战,好让帝国主义强盗在大战中来解决瓜分中国问题。”......“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一致起来积极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这样来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澈底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并就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宣传动员工作等向全国工农红军全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明确了指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5年11月28日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了“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十大纲领。

而真正到了需要和平团结、共赴国难的时候,真正的共产党人大义为重、毫不含糊。比如在同年12月27日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主席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观察了反革命和革命两方面的形势,充分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比如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问题上,《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就明确指出:“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均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即: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笔者注),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借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取青济,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并于1937年3月6日提出了《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当仁不让地从原则和策略上主导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中华民族为了和平坚决抗战直至胜利的中流砥柱。

又比如在日寇节节进犯、占据半壁河山,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亡国论甚嚣尘上,蒋介石集团偷袭新四军的黑云压城之际,毛主席于1940年1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明确指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和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的抗战方向,是对立的,双方在斗争中。......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强调‘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还会继续,地方事变还会发生,国民党有强调所谓‘统一对外’以进攻我们之可能。......蒋的宣言(即1940年1月24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的蒋介石《为〈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笔者注)表示了他要继续抗战,但是他没有强调全国必须加强团结,没有提到任何坚持抗战和进步的方针;而没有这种方针,便无法坚持抗战。因此,我们应该在反汪运动中强调如下各项:(一)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汪精卫,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三)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四)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暗藏的汪派汉奸;(五)加紧全国团结,消灭内部磨擦......”,并在当年2月1日在延安举行的讨汪大会起草了通电,向国民党提出了加紧团结、制止摩擦等十点要求,7月5日为延安《新中华报》撰写了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在12月25日起草了面对反共高潮形势的党内指示《论政策》。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是  于1月12日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以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的形式发出揭露“祸起萧墙之内”、警告蒋介石集团的第一个“十二条”;二是  提出作为部分共产党参议员出席3月2日国民参议会条件的第二个“十二条”,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1941年3月18日)。”依旧还是为了和平,在1943年1月25日给时任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电报中,即颇有远见地指出:“在德、意、日打倒后,国际国内形势均会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形势是利于人民不利于独裁的。但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去年七七宣言是在这个基点上发的。争取边区与新四军合法化,并答应国民党在战后将黄河以南部队集中到黄河以北;两年来《解放日报》及新华社,根据和国方针,尽量避免刺激国民党;去年九月蒋约我见面,派了林彪去,现尚未回,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教育以对象分,......目前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而不应放在国民教育上(不是不要国民教育)。以内容分,......而对于干部,特别就目前时期说来,应着重思想教育,其办法就是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这是建党的基本政策。延安去年四月起学了八个月,今年三月底可学完,收效极大。审查干部亦已开始(并有成绩)......(《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

抗战胜利了,迫不及待的国民党蒋介石在日寇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就接二连三给毛泽东和中共来电,忽然高谈阔论起了“世界永久和平”、“和平建国”等漂亮话。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迅速识破了蒋某人的“和平”鬼把戏,在8月2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透彻分析了日本宣布投降后两个星期内中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在谈判中准备作出的某些让步以及对谈判结果的两种可能情况的对策,分别对华北、华东解放区和华中、华南解放区的斗争作了原则的指示,告诉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10月8日,在离开重庆前张治中举行的欢送宴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只能走和平一条路》的演说,表示“这次商谈,全国的人民、全世界的友人与各同盟国的政府都很关心,因为商谈不是仅仅关于两党,而是与全国人民的利害有关的问题。......现在的商谈的目的,是要实现和平建国。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商谈是在友好空气中进行,没有得到协议的问题,相约继续由商量来解决,而不用其他的方法解决。和平、民主、团结,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全世界人士与同盟国政府的要求。和平与合作应该是长期的。大家一条心,不作别的打算,作长期合作的计划。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努力几十年,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好的。......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国共两党与各党各派团结一致不怕困难,不管困难有多大,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在蒋主席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在10月17日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关于重庆谈判》中,毛主席特别强调:“‘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比如让出华东的八个解放区,可以让得意忘形的蒋介石政府得以放心地还都南京,有利于戳破国民党说“共产党就是要地盘,不肯让步”的谣言,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我们有决心、有办法实现和平,实现民主。只要我们同全体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妄自尊大的蒋介石伪政权绝没想到,它们一手挑起的内战仅打了3年多,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的1949年2月15日,“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的速度”,就已经“比人们预料的要快。现在距离解放军攻克济南只有四个多月,距离攻克沈阳只有三个多月,但是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宣传上的一切残余力量,却已经陷于不可挽救的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状态。”在《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一文中,毛主席辛辣地嘲讽了国民党蒋介石及其美帝国主子发动的“元旦和平攻势”,不仅广西军阀白崇禧及其控制下的湖北省参议会以“和平解决”为由向蒋介石发电逼宫,蒋介石自己也不得不在1949年元旦发布在所谓五个条件下进行和谈的声明。但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在1948年12月27日的一项指示中已提前暴露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而结果也与蒋家王朝及其美国主子的预期截然相反:“蒋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残余力量,但是他已丧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来愈少。孙科的‘行政院’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它一面脱离了它的‘总统’‘代总统’,另一面也脱离了它的‘立法院’‘监察院’。孙科的‘行政院’号召战争,但是进行战争的‘国防部’却既不在广州,也不在南京,人们只知道它的发言人在上海。这样,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能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李宗仁自上月二十一日登台到现在下过的命令,没有一项是实行了的。虽然国民党已经没有一个‘全面’的‘政府’,虽然许多地方都在进行着局部和平的活动,但是国民党死硬派却在反对局部和平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其目的就是取消和平,妄想再战;......”。

“以一个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的滑稽剧,在本月九日上海伪国防部政工局长战争罪犯邓文仪的一篇声明中,达到了高峰。邓文仪和孙科一样,推翻了上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关于以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为谈判基础的声明,而要求所谓‘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否则‘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但是邓文仪没有说出在今天他的对方究竟应和什么人去谈判‘平等的’‘全面的’和平。似乎找邓文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乎不找邓文仪或者其他张三李四也不能解决问题,这就未免叫人为难了。据中央社上海九日电称:‘新闻记者问邓文仪:李代总统是否已同意邓局长所发表之四项意见’?答:本人系在国防部立场发言,本日所发表之四项意见,事前并未呈经李代总统过目。’邓文仪在这里不但创造了一个伪国防部的局部立场以区别于伪国民党政府的全面立场,而且事实上还创造了一个伪国防部政工局的小局部立场以区别于伪国防部的大局部立场。因为邓文仪公开反对并污蔑北平的和平解决,而伪国防部则在一月二十七日称赞北平的和平解决,是‘为了缩短战争,获致和平,借以保全北平故都基础与文物古迹’,并称其他地方例如大同绥远等处亦将依同样方法‘实施休战’。”

——读到这里,我们马上就能联想到败逃台湾的蒋遗民和台独势力大言不惭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咆哮“对等尊严”、“永远维持现状”、“不统不独不武”、“互不承认主权互补否认治权”、“台湾前途由2300万人投票决定”、“正视中华民国事实存在”、“大一中架构统合论”等等妄自尊大的胡说八道,历史真是何其相似!所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揭露到:“由此可见,叫喊‘全面和平’最起劲的反动派,原来就是最缺乏全面立场的反动派。  ...... 这些反动派是今天中国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他们梦想在‘全面和平’的口号下鼓吹全面战争,即所谓‘战要全面战,和要全面和’。  但是,事实上他们既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和平,也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战争。全面的力量是在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这一方面,不在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握有全面的力量,另一方面,陷于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绝境,这种局面,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和国民党长期作孽的结果。任何郑重的人,都不能忽视今天中国政治形势中这个基本的事实。”——这就是毛泽东对于胆敢质疑《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1949年2月5日)“态度上似乎不够郑重”,而且是“节外生枝”的坚决回击!因为“在一月二十八日那种时候,我们还把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说成是一个政府,在这点上说来,我们的态度确乎不够郑重。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有一个宣布‘退休’了的伪总统,别的什么都没有。因此郑重地说起来,已经不应当把它看成一个政府,它至多只是一个假定的或象征的政府了。但是我们仍然假定有那么一个象征的‘政府’,并且假定有一个足以代表这个所谓‘政府’发言的发言人。那末,该发言人应当知道,这个假定的象征的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现在不但对于和平谈判毫无建树,而且确确实实地是在不断地节外生枝。”——瞧瞧,多像今天盘踞在台澎金马的这个装君扮国、张口闭口“永续和平用爱发电最美的风景是人”、你方唱罢我登场、自命不凡标榜“中华正统”、混合着蒋遗民日帝国遗民的伪民国小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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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继续深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只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中一天还存在着毛泽东和解放这两个名词,解放战争带给我们的革命经验就一天也不会过时。而继续深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继续深化和发展中国革命战争理论并以此指导基于解放战争的解放台湾省、收复台澎金马神圣国土历史任务,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独立自由解放和领土主权完整的奋斗目标,则是当代全体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无可回避的历史使命。

毛主席在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即切中要害地指出:“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对应于战争的不同性质,  他说:“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革命战争 —— 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正因为如此,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或者至少是真正怀有进步思维的人,从不会无视阶级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拒绝辨析战争本身的性质而虚言根本不存在的“普世和平”,无病呻吟地去鼓吹什么“和平至上”“以和为贵”。

在1937年7月23日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毛泽东醒目地对比了妥协退让和坚决抗战两种方针、“阳奉阴违、要做不做地讲一顿‘团结’”的不抵抗办法和全民族统一战线的两个办法、给日本帝国主义做牛做马和驱逐日寇实现中国自由解放两种前途,并被后来的历史所印证:在抗战中的确存在着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和蒋介石反动路线间的殊死斗争。

在1939年6月30日的《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毛泽东开门见山指出:“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自‘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之间,这个问题争论得很严重。‘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结论;‘战则亡,不战则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结论。卢沟桥抗战的炮声,把这个争论暂时地解决了。它宣告:第一个结论是对的,第二个结论是错了。但是卢沟桥的炮声,为什么仅仅暂时地解决这个问题而没有最后地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由于国际投降主义者的妥协企图,由于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动摇性。现时人们就把这个问题改变了一点词句,变为所谓‘和战问题’,又提出来了。在中国内部,因而就掀起了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他们的论点依然是一样,‘战则存,和则亡’——主战派的结论;‘和则存,战则亡’——主和派的结论。”看看吧!这与将近80年后的现在而今眼目下何其相似!有些所谓专家学者不就是此类论点和结论嘛,和则保存了中国的方针机遇期,百姓生命财产免遭涂炭,中华民族可以实现伟大复兴;战则违背了和平崛起承诺,解放军装备不行技不如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搞不好要被美日列强灭亡。毛泽东继续写道:“但是,主战派,乃是包括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全民族的大多数;主和派,即投降派,按其人数说来,则仅仅是抗日阵线中的一部分的动摇分子。因此,所谓主和派,就不得不进行其欺骗宣传,而第一就是反共。  于是雪片一样地制造所谓‘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乃至‘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等的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假决议,用以蒙蔽事实的真相,企图造成舆论,达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主和派即投降派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不反对它,就不能破坏国共合作,就不能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投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让步。  他们认为日本已经不行了,它将改变其根本政策,自动地退出华中、华南甚至华北,中国可以不要再打而取得胜利。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国际的压力。许多所谓主和派分子,他们不但希望各大国出来对日本压一压,迫使日本让步,以便讲和,而且还希望各国向中国政府的头上压一压,以便向主战派说:‘你们看,国际空气如此,只得和吧!’  ‘太平洋国际会议是有益于中国的,这不是什么慕尼黑,这是复兴中国的步骤!’这些,就是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观点,整套做法,整套阴谋。这一套,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装红白脸。”  在皖南事变后于1941年5月25日撰写的《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中,毛主席继续揭露了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的“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号召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毛泽东很早就洞悉,国民党蒋介石是注定要坚决反共、彻底卖国的,故早在1940年12月31日即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指示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要求“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皖南事变后,毛泽东于1941年1月25日致电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因为“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  因此延安命令及谈话的全部,包括文字在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表明态度之后听凭蒋介石去处置,或者他执行我们的十二条,两党重归妥协,或者实行全面破裂。你们应向各方表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对立地位,除非蒋介石取消十七号命令及实行其他必要步骤,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路走......”1944年5月15日,电告正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转交了包括政治、军事、边区财政经济、办报宣传等在内的《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在1945年7月22日审阅《新华社记者论时局: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的评论稿时,毛泽东加写了《评国民参政会关于国民大会的决议》的文字,落笔即指出“中国独裁派是很狡猾的,他们善于在政治上耍花样与善于组织对人民的突然袭击。”“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现有各种铁一般的事实,包括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军事行动在内,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较前更加积极地准备发动一个极大规模的内战,借此以援助日本侵略者。”“只有三个条件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形势:第一个,解放区军民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坚决制止内战;第二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力量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内战;第三个,英、美、苏三国在东方问题上团结一致,反对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民应该为争取三个条件,反对内战危险而奋斗。”在1945年8月4日给新四军五师政委郑位三、师长李先念的电报中,即提醒他们“准备应付必然到来的内战局面”,尤其是“加强群众工作,加强民兵,加强军训,加强财经工作及准备干部”、“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  即便是在前往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前两天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中,毛泽东仍不忘强调“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  

最后,在1949年1月4日起为新华社撰写的揭露国民党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系列评论《评战犯求和》、《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文章中,毛主席揭露了蒋介石华丽求和辞藻下真实的计划:“‘和平’可以,‘和平’而有害于四大家族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国家的“独立完整”,那就万万不可以。......一句话,‘和平’而有害于这一切保护蒋介石反动国家的‘独立完整’的办法,那就一概不可以”、“‘和平’必须有助于已被击败但尚未消灭的中国反动派的休养生息,以便在休养好了之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  ‘和平’就是为了这个”、“确保中国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府的统治地位,确保这个阶级和这个政府的‘法统不致中断’。这个‘法统’是万万‘中断’不得的,倘若‘中断’了,那是很危险的,整个买办地主阶级将被消灭,国民党匪帮将告灭亡,一切大中小战争罪犯将被捉拿治罪”  、“‘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倘若‘保障’而不‘确实’,买办地主阶级就没有了本钱,‘法统’还是要‘中断’,国民党匪帮还是要灭亡,一切大中小战犯还是要被捉拿治罪”、“‘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中国买办地主阶级必须维持其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中国劳动人民则必须维持其被人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这是战犯求和的终极目的。倘若战犯们及其阶级不能维持其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和平有什么用呢?”——“倘若共产党还不许和,不能维持这样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那就罪该万死,‘今后一切责任皆由共党负之’。”

当今一些专家学者呢,也在偷换概念,他们把要不要坚持走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中华民族尊严,要不要在此基础上反分裂反侵略反新时代的美日“围剿”殖民并在彻底实现国家统一、彻底扭转战略被动基础上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偷换为“和战问题”、“鸽派鹰派问题”、“大局愤青问题”、“专家屁民问题”。试问:若试图用“和平面纱”来遮羞一个一国三公、四分五裂的21世纪中国,那我们又有何面目去奢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因此,必须要强调的很要害一点是:我们决不能放任和平、自由、民主等华丽字眼,成为岛内外台独和独台反革命势力用来攻击我们的道德制高点、舆论大杀器,因为新中国的胜利,本就来自于对真和平真民主的奋斗与牺牲。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今天,当我们穿透和平鸽及和平主义者们散布的迷雾,真切面对《反分裂国家法》锁定的三类分裂态势暗流涌动、越走越远的现实时,我们依旧不得不承认毛主席在80年前论断的伟大:“消灭战争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  ......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而无论是叫嚣欢迎台海战争、呛声“中国敢来打‘台湾’吗”的辜宽敏们,还是妄言“只要想被统,今天就可以实现,到福州去住,回上海去住,你就被统了,何必拖累2300万同胞”的吴敦义们,都是我们在务必完成中国统一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必须被彻底消灭和改造的反动剥削阶级。

除此之外,别无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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