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传之一:通向真正的经济学学者之路

产业人网 2017-07-10 10:48:48 本文作者:王今朝本网编辑:塞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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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写学术自传

我只是人到中年,看起来还没有到写学术自传的年龄。但是,如果不把学术自传看成是盖棺定论,而是看成对后人的一种启示,与同龄人的一种交流,对前辈的一种汇报,写一写也未尝不可。在战争年代里,人们的生命总是处于危险之中。在和平年代里,一个辛苦工作的人也可能感觉自己生命朝不保夕。在自己学术有所成就(以2013年获评教授为标志)的几年后,在2016年学习杨氏太极拳之前,我经常感觉自己生命朝不保夕。这一方面是由于劳累。学术工作本身就已密集、繁重,2011-2015年,仅合著、合译、独著学术著作就达到4本,而在纯粹的学术工作之外,我还撰写了许多中国乃至世界学术评价并不非常看重但又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确实非常重要的文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作为农民的父亲因癌症去世。罹患癌症的主因不外是过度劳累、习惯不好、饮食不合理、休息不充分、空气水污染。许多读者应该理解,一个农民的儿子走到今天已属不易。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如果天不假年,未能在生前把自己的经历展现给和自己情况差不多的年轻人,让这些年轻人获得希望,使得这些年轻人更多地只看西方人的临死前的学术自传,那将是我的一个重大遗憾,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遗憾。因为中国社会不应该希望中国一些所谓学术名家在西方学者死后如丧考妣,去开什么追悼会、追思会。我认为,这些学者缺少中国人应有的骨气。从中国乃至世界某些人制定的一些学术评价标准看,我的学术成就当然不敌西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从其他的一些更重要的评价标准看,西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没有那么牛,本来不应该使得国内一些著名之士在他们死后如丧考妣。外国人死后这些如丧考妣的中国名人也没有那么牛。所以,在自己中年到来之际写一个西方著名人士常常在走向天堂时写的那样的一个学术自传还是有必要的。假如天假以年,将来,在我八十岁的时候,我想,还是可以写出不同的东西的!如果我在中年时写了一个东西,能够帮助几十个或上百个有志青年能够在晚年时写写自传,就很值得了。

二、出身

我不是出身于书香门第,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农民。由于他们的母亲都在40岁左右的时候去世了,他们的日子都过得比较艰难。从经济成分看,处于五十年代的祖父应该是处于中农以下。我的祖父说他在十几岁的时候本来要跟着一个在八路军的亲属走的。现在,他们都已经过世。而且,我的父亲过世得比我的祖父更早。我的父亲有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平时少言寡语。在我高中毕业后看到我的日记中写的文字,曾劝我不要太关心政治,但对我没有强制要求。他的一位朋友劝他不用管我,应该给我自由。我的母亲姓孟。据说,孟姓家族一直没有纯粹,没有因历朝皇帝赐姓而混乱。按照这个说法,她应该是孟子的后代。她没有读过书,但是,非常聪明,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超过了很多读书人。她依稀也有孟子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我的一些个性似乎是与此有关的。我写了几篇讨论中国问题和把马克思观点数理化的文章,就有人背后说我左。当我知道这个情况后,我没有退缩,反而更是以更大的努力和精力来阐明我的正确的观点。我坚信,那些说我左的人其实是很右的,也是很幼稚的。在很右的人看来,那些正确的思想当然显得左了。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主要应该不是防左,而是反右。想一想,中国高等教育才发展多少时间,由于许多人缺少真正的师门传承,不少人是人云亦云的。我的家庭的背景大致如此。

三、从小学到高中

我的小学是在河北省新乐县吴家庄小学完成的。在小学二年级(1980-1981学年)时,我曾经因数学、语文同时一百分的成绩得过全公社第一名的成绩。在四年级时,我得过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这些成绩大概还是让一些同学有所嫉妒。有些嫉妒也是不无道理的。我在二、四年级时都做班长。在五年级的几乎所有时间里,我的考试成绩只是平平,但我做了两本数学习题集,其中一本是连抄带做。在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中,我应该是我们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河北省新乐县第一中学。考入后的成绩在全班排名应该也十分靠前,因为去后老师就让我喊起立。这是班长的职责。

按道理,我适应初中的学习应该没有多大问题。而事实上,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不适应。进入初级中学后,我没有好好学习,而是看了很多抗日的小说,另外还有《西行漫记》等作品。这些小说都是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这种阅读让我的成绩只能在班里面处于中游,于是喊起立成了一个过渡。尽管我想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但成绩一直没有提高上去。我不了解原因是什么。在初中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我的姑姑和一个叔叔都认为我应该留级一年,因为我好久没有拿到奖状了。对此,我抱着一个无所谓的态度:留就留吧。幸运地是,给班主任说后,居然得到班主任的支持,得以留级成功!因为在我提出申请时,已经过了决定的时候了。我的命运也因此得到改变。我感谢自己的班主任和当时的学校领导!

留级后,新班主任对我们明确提出了一条要求:不看大书。所谓大书就是小说。我在初中的前两年里,看完了图书馆所收藏的抗日小说后,看什么呢?看武侠小说。下课看,上课也看。相信许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就是看武侠小说让我的成绩下降了,而且让我的视力下降了。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视力下降一发不可收拾。我听了新班主任的话,不看武侠小说了,上课集中精力,下课做作业,甚至做了许多超出课本以外的学习。于是,我的成绩立时提高了。在留级后的第一次期中考试中,我就得了全班第二名的好成绩。整个初中二年级也就两个班。因此,我在年级排名中也很靠前。这就使我有机会又做班长了。而且,这是同学们拥戴的结果。新班主任很年轻,还未结婚,勇于尝试一些新事物。他让我们同学竞选班长。由于成绩很好,又是男生,又被坐在周围的同学拥戴,我就成为班长了。此后两年都是做班长。

我初三后期,学习又有所放松。在我们面临升入高中或中专、中师的初选中,我差了三分。但由于我获评地区三好学生,得到了五分的加分,于是就有资格参加升入中专、中师和重点高中的考试了。

这里面有个插曲。在初选前,班主任提出评选地区三好学生时,有同学马上提议分两步走:把教室里从前到后的桌子(两个同学坐一个)算一列,由这一列先推举一个候选人,再由全班同学在这些候选人中选举。当这个同学提出这样的建议时,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针对我的。因为没有必要分两步走,何必多此一举呢?我由于个子矮,坐在前面几排。我往后一看,发现我在我所处的列中的群众基础并不很好。我在全班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但在我所处的列中处于劣势。按照这种方法,不敢保证我一定会被提名。但既然这个同学提出了这个建议,我也就不好反对了。而且,我也不知道事后,这个名誉会对我的人生轨迹产生重大的影响。实际上,这个名誉给了别人,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至少我是不知道这个名誉与后来的加分是相联系的。班主任就同意按照这个提议来选地区三好学生了。既然要推举候选人,就要投票。于是每一列推出唱票、计票和监票各一人。我作为了监票人。在唱票时,我注意到唱票人似乎落掉了一票。我提醒唱票人,唱票人说没有落。结果,统计结果时,我果然落选了。于是,我根据自己的观察主张重新计票。唱票人表示反对。但我说,这次只统计我的票数。重新计票的结果,果然漏掉了投我的选票。由于每一列的人数并不多,只有16人左右,投票又比较分散,所以落下一张选票就很关键了。把落掉的这一票统计上,我就成为候选人了。这时,那个唱票的同学,就没有办法反对了。一旦成为候选人,我就有信心在班上当选。因为,在过去的两年中,我的成绩一直相对很好,而且在班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此,同学们都看在眼里。班主任曾经对我说过,这两年我实际上执行了他的很多工作。因为这两年他结婚生孩子,事情很多。当然,我也因此可能让一些同学感到不是很舒服。毕竟,我是留级下来的。我留级后学习好必然影响几位同学。当然,留级后的大多数同学对我没有什么敌意。

这个经历事后证明非常重要。在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里,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说,选举顺序非常重要。实际上不止选举顺序非常重要。选举的每个环节都很重要。选举的每个环节都有可能被人动手脚。所以,有了这个经验,我根本不认为,选举就无条件地代表民主。有了这样的经验,一个人也很难如阿罗那样提出阿罗不可能定理。不可能就是不可能,把一个不可能的东西做成定理,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西方人认为重要的一些学术就是这样做的。

初选差三分给了我一个严重警告。于是,在接下来的大概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就又努力学习了。我不想读中专或中师,于是就报了重点高中。可以报考的河北重点高中有两个,一个是辛集中学,一个是正定中学。那时,辛集中学的分数高于正定中学。我由于初试成绩不理想,所以就没有敢报辛集中学,就报了正定中学。这是1988年6月的事情。

我进入正定中学的成绩也很好。在我所进入的班上(三班)排名也是第三,由此又得到了做班长的机会,而且一做就是三年。我们每年都是不同的班主任,他们都让我做伴班长,给我很大的信任。我第一年的班主任是周晓雷老师。他现在是石家庄一个中学的校长。

我没有想到,高中是我痛苦生活的开始。这主要是因为一上高中,我就没有专心学习,而是在约半个学期的时间里,把《毛泽东选集》四卷全部看完了。看完并不意味着全懂,但也确实懂得不少。这可以由我在1989年保持了相当冷静的头脑来证明。不久前,还有同学对我当年的冷静向我表示惊讶。对我来讲,在阅读了四卷《毛泽东选集》后,这再正常不过了。然而,我自从高中以后,在以后的将近20年的时间里,再没有初中、小学那种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日子了!我的心态大大地改变了!可以说,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非常老成的想法了。然而,痛苦在此后就长期伴随着我。即使从学术上看,我一路似乎高歌猛进,但我因为希望自己在学术上能有很好的表现,一直痛苦不堪!农村出身的身份让我对学术发展太不了解了。

为什么一个学习不错的学生在进入高中时就看《毛泽东选集》呢?这还是要回到初中来解释。在初中三年级时,每逢周末,我都去县文化馆的阅览室里阅读《参考消息》。至于这个行动是如何起来的,我忘记了。也许是某个同学的启发。我的初中的同学中,有的同学的父亲在县里面是很有地位的。阅读《参考消息》使我产生了很大的弄清中国正在发生着什么的兴趣。这时,很自然的答案就是阅读《毛泽东选集》。由于我在暑假期间没有看到这些书,我一进高中,却在图书馆里看到了。当我把大量时间用来阅读《毛泽东选集》时,我的学习时间就被挤占了。学习真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第一次期末(也许是期中)考试我考了班上第54名。这一下子把我吓坏了。我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名次是由于阅读《毛泽东选集》这种对政治、经济的学习兴趣挤占了我的正常的学习时间,而是去怀疑自己能力了。这当然是一种错误。但在当时,我没有意识到应该和老师谈一谈。等到我把《毛泽东选集》四卷看完时,我把时间用在了学习上,我的成绩就又逐渐好起来了。好的过程很慢,因为落下的课程过多,埋下的炸弹过多,学习方法也不是很对路,又要考虑班里的事务。

应该指出的是,高一阅读《毛泽东选集》和初一看武侠小说,都影响了课程学习。但从长远看,高一阅读《毛泽东选集》不是错误,而是巨大的收获,只不过是在错误的时间里干了件正确的事情而已。阅读武侠小说对我就没有什么好的影响,而是只有坏影响了。

经过努力,我使自己终于在高考中能够以高于重点分数线20分的成绩进入武汉大学数学系学习了。这个成绩当然不是很理想。但考虑到我的挫折,它还是不错的。而且,我完全准确地估计了我的高考分数。我知道自己能进入重点大学学习,问题是哪个重点大学而已。为此,我也颇为挠头。待到那天下午,武汉大学招生工作的老师来到河北正定中学,我的挠头自然也就结束了。我在学校招生办公室里与武汉大学的招生老师一谈,我的去向就决定了。那时,武汉大学在河北的招生分数还不太高。我在高中三年级所做的一篇被老师在全班宣读并视为具有朦胧派风格的作文中,仿佛就预测到了我的去向:往南走!尽管我在以后的时间里长期都在考虑,假如我能在北京读大学会怎么样。

进入数学系学习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我想,尽管自己对社会科学更感兴趣,但我感觉,要想在社会科学领域做得好应该具有自然科学的最基本的知识。另外一点,我曾经想读生物工程。但我的一个亲属就读清华大学的电子工程,他说生物工程很难,于是,我就选报数学系了。数学系有一个好处:它可以使你在未来有很多的专业选择方向。我也不清楚未来到底是什么,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我很感谢高一的班主任周晓雷老师,他现在是石家庄地区一所中学的校长。高中毕业之后,我很少与他联系。但他对我的赏识是我努力前行的一个动力。应该指出的是,在十几年之后,我知道,我就读高中时正是正定中学的低谷时期。后来,母校就扭转局面了。现在,它依然是河北省的重点中学,做出了突出的业绩,尽管升入清华和北大的学生不及其它一些中学。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正定中学当时处于低谷,但我做班长的88•3班在最后的高考中取得了相对很好的成绩。教过我们的有四五位老师后来都做了高中的副校长以上的级别的干部!

四、大学

我是抱着学好数学的愿望进入武汉大学数学系的。毫不客气地说,我的这个愿望对于我的能力来讲是不相称的。我在大学学习是足够努力的,没有什么缺课的问题。但我的成绩与我对自己的期望还是相差甚远。这个成绩不光是一个卷面成绩,而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衡量。大学毕业那一年,我甚至报考了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硕士生。结果是失败。这个失败实际上早已在预料之中。我很希望自己能够搞得更好!

大学读的不是很轻松。大学时,我试图学很多高深的数学,结果,当然基本上是徒劳无功的。我没有去学经济学的意识。我想学好数学,部分因为这个原因,加上对社会科学甚至文学的兴趣,我甚至对软件也缺乏兴趣。我的数学分析的功夫足够好,尽管相对数学专业训练的最好的同学还是不够好。这是人生的一大遗憾。当我同村的一个伯伯听说我在大学就读数学系时,他夸赞说,学数学的人都很聪明。我非常惭愧。我现在有一个儿子,我希望他的数学足够好。他的数学能力确实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且是在他对于我强迫他学习数学有一种反感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我试图消除他这种反感。数学太重要了。我在读大学时就深深感到,如果我们国家人民的数学能力足够好,我们国家将会得到极大改善。我今天认为,这个观点依然成立。

我在大学比较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我对从事数学领域的研究工作所做的准备是远远不够的。我在中学的准备不足以支撑我通过大学学习成为数学领域的大家。我对数学领域的大家是非常尊重的,可以说是崇拜。当然,学习数学对我的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对逻辑的强调。这一点成了我从事研究的基本功。你不要小看这种基本功。没有经过数学训练的许多教授们由于缺乏这种基本功,他们对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抱有了不切实际的希望,对应用数学的理论抱有了太多的肯定。相对许多人来讲,我更懂得数学。我不能自豪地说,我的早期论文里很少数学。但搞过数学的人都知道,数学并不是必需的。许多人是用数学来吓唬人,而不是真正的做学问,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的工作。最近,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就批评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在滥用数学。

五、向经济学的转行

毕业时,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改变我的经济地位。这时的期货公司就非常符合我的愿望。其他可能的工作选择包括上海造船厂和卫星发射中心。但我知道我自己深爱社会科学,理工科的技术尽管非常重要,但实在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于是,选择去期货公司就理所当然了。于是,我在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一个期货公司。

然而,期货行业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简单。事后我知道,公司工程师希望我去做卫星数据的接收和处理工作。对此,我当然是没有兴趣的。好在我1995年夏天进去的时候,正值国债交易被停,公司也不需要这样的工作了。于是,我们的工作就很清闲。在这清闲的工作环境中,我决定考研。考研的动机也不仅是因为清闲。在期货交易中,如果你在低价买进或高价卖出,你就可以赚大钱。因此理解价格的决定就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这时,我遇到了我人生这个阶段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她是公司的财务经理。她告诉我,以我的条件,应该报考外国经济学说专业西方经济学方向,而不是我原来设想的世界经济。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我的一位同学考入了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我对经济学的专业设计一无所知。当经理告诉我这种信息后,我做了进一步的了解,阅读了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发现我确实更喜欢西方经济学。它的推理、它的理论体系确实更符合我的专业训练。于是,我来到了武汉大学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西方经济学方向。中间我还经历了从汉口公司到公司派驻北京商品交易所的工作的转变。在考研前的两个月,我从北京回到河北老家,专心准备研究生考试。幸运地一次通过了!我说幸运,是因为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而是也确实给了我一个目标,使得我有机会在武汉大学留校工作。我从来没有学习过经济学,一考居然考过了。我当然兴奋,但也没有觉得不可思议。对于我的家乡人来说,我应该是第一位考取研究生的,所以引起了一些议论。但很长时间内,我并不知道这些议论。

在武大读研期间,我一度非常努力。在研究生一年级时闭门造车地撰写了一篇论文,后来发现居然是新增长理论的内容。这篇论文已经不知身处何处了,但确实是有的。我曾经把论文拿到导师看,导师建议我先看一些论文再写。后来,我的这种研究热情由于某种个人原因中断了。总的来说,我在研究生阶段没有很好的适应研究生阶段的要求。这就与一些后来认识的国内朋友有差距了。但由于本科毕业后工作上的挫折,我决定先把博士学位拿到,再去参加工作。于是就报考博士研究生。这样,我就来到武汉大学著名的谭崇台教授门下读博士研究生。

我非常感谢给予我支持的同学和老师,特别是我的硕士导师郭熙保教授。他是一位长期致力于学问的学者。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博士导师谭崇台教授。是他给予了我在武大留校的机会。他是哈佛大学1947年的硕士,武汉大学资深教授。他给予我了重要的信任。但是应该承认,在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对自己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并没有信心。我只是相当扎实地弄懂了西方中级宏微观经济学。这时除了做研究的经验外,我各方面训练都够了。其中一个比较致命的问题就是,还不知道怎么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的问题。这一点可能是所有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和年轻学者的通病。在博士生阶段,我曾经发表过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可以表明我是受过训练的,但距离成为一个自为、自觉的能够真正服务于国家的学者还是有很大差距。现在看来,我的这种当时的自我印象是非常准确的。拿学位是什么?拿学位就是多读几本书。但是,拿到学位并不意味着你会用书。即使你写出几篇文章,也并不表明你会用书。中国古人说,学以致用,是非常对的。有人主张为了纯粹的兴趣而研究和写作。我认为,这并不是高明的观点。是否能够应用于社会来解决社会重大问题是检验一个学者功力的最重要的标准。当然,资产阶级的学者的解决社会重大问题可能是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也就是镇压无产阶级的社会反抗。而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的历史任务就是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处于治世的学而优的人很少能够成为大家的。只有乱世才出英雄。我一度曾经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在长期内有效的。但经历了这么多的研究经验后,我就知道,马克思主义是须臾不可离开的!

转行的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隔行如隔山。在大学时有许多老师说,学好数学,学其他学科就是通的。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学好数学能够帮助你学好其他学科,但并不足够保证你通其他学科。我的数学水平相对于在经济学领域、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许多学者将是足够好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我对经济学所依赖的政治的熟悉程度是非常好的。但是,从事真正的经济学研究还是一个在工作之后逐渐展开的事业。

六、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学者

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学者需要经历许多方面的打造。在美国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否就一定意味着你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者了呢?我认为,不一定。这种答案是基于一种比较高的标准。如果你认为,一个发表了许多文章的教授就是一个真正的经学学者。你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中国发表了许多文章的一些教授和美国发表了许多文章的一些教授还是存在着差别的。原因在于,前者是以一个仍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而后者是以一个非常成熟的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但前者的研究经常受到后者的观点和方法的污染。在自然科学领域不存在这个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个问题却极为严重。特别是,在美国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论文的不少海归学者对中国似乎并没有做出实事求是的积极的研究。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一些获得了博士、教授头衔的经济学者,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者。因为真正的学者是应该知道自己的界限的。

要想成为真正的经济学者,首先要有广泛的阅读。有的人阅读量很大,但不能说是广泛,因为他们连《毛泽东选集》都没有读过。如果没有读过《毛泽东选集》,一个人怎么可能了解当代中国呢?是否会以虚无主义或道听途说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社会呢?特别是,深受西方训练的海归学者所受的训练都是主观主义的人性假设,更倾向于用抽象而似乎普适的人性来解释中国这个经济落后国家的落后原因和给出中国的治国方略。这怎么可能是对的呢?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经济学学者。用这个标准来检验,中国许多经济学教授根本不是真正的学者。而我是如何明白这一点的,就需要下一篇文章来说了。在这篇文章里,一个农村出身的年轻人可以读出的道理就是,我的经历有点儿复杂,也有点高(估计没有多少人能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做班长),但也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许多人是有机会比我做得好的。因为我走了许多弯路,耽误了许多时间。希望阅读了本文的读者能够激发起做研究的兴趣!因为本文提供了学者成长的一个可以参照的参照系。

注释:

(1)很久以后,我知道有不少著名教授都爱看武侠小说。他们都认为武侠小说很好。有个教授的硕士生去拜见导师,导师迟迟未见。后来从书房出来了,说沉入到武侠小说的世界之中去了。这是一位硕士毕业生亲自说的。我却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因为一个刚升入初中的孩子看武侠小说几乎无异于自杀(现在许多小学生迷恋于电脑游戏)。这是每个人都无法反对的观点。所以,我说中国的武侠小说家们没有起到多好的作用。他们用武侠小说赚了大钱,获得了巨大的名声,但对社会危害巨大。所以他们这些书应该被禁止。更何况,有些武侠小说带有极强的用小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和作用。这和邓丽君的歌虽然好听,有意境,但正因此而属于靡靡之音是一样的道理。

(王今朝 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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