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着力点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7-06-19 11:06:29 本文作者:李江静本网编辑:塞尼

导读: 面对复杂的舆论形式中所存在的经过各种话语和理论精心“包装”的“西化”改革论、激进改革论等错误思潮的进攻和渗透之时,我们阐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发展与意识形态变革共同演进的必要性,是理性回应的一个必然的举措。

近年来,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手机媒体、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式不断出现,新旧媒体交汇融合、共同发展的新形势下,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态势更加隐蔽而复杂,使我们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诸多挑战。为此,有必要从当前的主要挑战及其成因出发,多措并举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新形势下的塑造与重建。

一、阐明制度发展与意识形态变革互动式、渐进式演进的必要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作为制度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和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基础相互适应的必然性。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近40年,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认同、理想信念等思想领域也发生了纷繁复杂的变化。

对于作为社会上层建筑范畴的意识形态与制度,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认为,意识形态能够大大降低制度安排的费用,可以有效克服不负责任的“搭便车”行为,使得已经作出的新制度变迁决策能够在集体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得到有效实施。此后,诺斯等人还将意识形态和制度视作“共同的心智模型”,强调二者协调一致、共同演进。的确,现实中的“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如果缺乏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依据;社会形态如果缺乏制度,不仅意识形态不能发挥作用,就是社会形态的继续存在也得不到保障”。制度与意识形态构成了一对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制度规制了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等方面,成为意识形态的具体展现和表征;而意识形态则构成制度的观念基础和精神支撑,当某项社会制度运行时,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是保持社会稳定运行的必备要素。

顺应时代潮流,中国的改革与制度发展是大势所趋,意识形态变革也就不可避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同时,制度革新与发展不是自发的纯客观过程,而是有其背后复杂的思想观念动因,意识形态的变化往往构成制度变迁的先导和前提。在这一对关系的演进过程中,意识形态话语权受到三个方面的主要影响:第一,如果制度革新与发展是剧烈而迅猛的,则必然引起意识形态的迅速分化,进而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有效掌控;第二,如果意识形态呈现颠覆式、断裂式的变革态势,就会动摇制度运行的基础,话语权的掌控更是无从谈起;第三,如果意识形态不符合社会客观规律,而一定程度的制度变革又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及时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就势必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控造成威胁。

因此,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对于一些质疑改革的“杂音”“噪音”,一方面,我们应阐释清楚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强调“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舆论形式中所存在的经过各种话语和理论精心“包装”的“西化”改革论、激进改革论等错误思潮的进攻和渗透之时,我们阐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发展与意识形态变革共同演进的必要性,是理性回应的一个必然的举措。

其一,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深化具体制度的渐进式改革。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留下的一个惨痛教训就是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实行资本主义转向的激进改革。与此不同的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在这里,邓小平强调的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于存在弊端的具体制度进行改革。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提出,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在坚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改革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制度和体制机制,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因此,绝不能用“西化”作为改革的方向,也绝不能用西方话语框定和裁剪我们的改革,而是必须在清醒地认识“不变”与“变”的大前提下,改革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要求的具体制度和体制机制,稳妥推动体制的变革。

其二,主流意识形态变革以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稳定为前提。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必然伴随社会历史发展与时代任务的转变而不断实现变革和更新,而“正如改革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的活力一样,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革的本质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效能,即有效掌控社会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因此,要避免像苏联那样因意识形态“断裂式”转向和全盘西化而导致丧失话语权的状况,意识形态的变革就需要面向未来、不忘初心,“体现‘一以贯之’的脉象”,把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自身实践经验作为意识形态变革的基础,把巩固国家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稳定作为前提。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的前提下,不断创新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有原则地更新和发展意识形态的典范。例如,在改革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将“改革”话语与“革命”话语进行有机整合,并凭借“革命”话语支撑“改革”话语,强调“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强调“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等,其中的“伟大斗争”“伟大革命”等话语,都体现了他注重保持意识形态“一脉相承”性、坚持意识形态变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性质的理论自觉。

其三,以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引领社会的制度创新。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制度的精神支撑,包含一系列被社会成员认同的基本价值;而制度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和基础,其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意识形态反作用于制度的精神引领和价值认同。也就是说,只有制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基本价值认同,才能有效建立起来。因此,创新和发展意识形态,为建构更合理的社会制度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思想保证,是在基本制度完善和具体制度创新和意识形态变革中牢牢掌握话语权的重要举措。例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尽管从“管理”向“治理”的制度变革是建立在改革实践和群众拥护的基础上,但也离不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等论断所起到的舆论引领作用。

二、回应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议题的迫切性

现阶段,尽管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但仍然面临诸多突出的问题与困难,容易使某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产生怀疑、动摇;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长期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输出,肆意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及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诋毁,企图诱使我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在国内外各种问题的交织下,一些人产生迷茫,崇拜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捧西方理论、西方话语,拒斥先进理论指导、先进政党引领,丧失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为此,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夯实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以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群众满意的改革成果有效抵制西方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同时,还需要改进意识形态工作,更好地回应和妥善解决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用彻底的理论赢得群众和掌握群众,用科学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有效建构。在当代,主流意识形态最直接的表达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阐释好、宣传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成为民众能否认同和接纳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进而成为能否牢牢掌握话语权的关键。当前,迫切需要回答以下三个现实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需要牢牢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牢牢掌握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深入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至于犯颠覆性错误。

马克思主义正是凭借其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彻底性、科学性,站在了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道德的高度,建构了突破资产阶级思想藩篱的历史制高点,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性话语以及工人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随着历史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往往能以其理论的一般性与各民族实践的具体性、特殊性相结合,不断形成民众广泛认同的理论创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指导我们结合时代特征和具体实际,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了比较优势。这些事实都雄辩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在这里,必须认清两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二是坚持解放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不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相结合的产物,而且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教训也揭示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必然走上邪路,最终亡党亡国;同时,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搬硬套、简单照抄都会使其失去生机和生命力,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正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要求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使其不断焕发出鼓舞群众和掌握群众的力量,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因此,要在充分认识二者辩证统一的前提下,依据时代变化和具体国情,以问题为导向,加强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不断焕发真理性光芒。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创性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完成基本历史任务的艰辛历程中,是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和伟大创新的必要前提。

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又成功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实践和历史都证明,除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向,别无他途可迈向现代化。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国内外矛盾错综复杂,容易出现由质疑改革开放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将“革命”和“现代化”、“特色”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与论调,从根本上说,这些观点和论调就在于妄图把改革开放推向“全盘西化”的歧途上。对此,有必要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遵循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就在于其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照抄照搬,而只在于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要通过事实、通过中国人民的判断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而不是听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道义性、正义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这充分表达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而制度自信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代中国实现与创新的道义性、正义性的理解与认同。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具备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逻辑”;同时,纵观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到,在旧中国,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不懈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我国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腾飞、协调社会利益矛盾、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提升文明水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有力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保障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

尽管如此,某些人仍然热衷于用西方国家的制度来衡量我国的制度,认为我们的制度不符合西方的标准,通过割裂历史而把当代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单纯归结到制度上,特别是用“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等话语攻击我国的政党制度,企图给我们坚定制度自信制造思想混乱。

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离不开包括政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不同于西方的政党制度,我们党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锻造出来的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党的领导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保障,其目的是要让全体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中国强盛起来。因此,以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民主能够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意志,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广泛彻底的民主,在西方的强大话语压力之下,我们更应当坚定把巩固和完善党的领导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立足点。同样,那些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某些质疑,以及散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对立的错误言词,必须澄清。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不只是形式,维护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利益,而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努力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具有内在一致性,不能以任何借口制造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对立。要树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理念,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的领导地位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防止新的阶级分化,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都展现出比资本主义更大的制度优势。同时,对于一些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具体制度,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消除体制机制弊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成熟而持久,充分显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三、提升主流话语当代魅力与正确运用话语权的重要性

虽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获得和建构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但它的具体运用与实际收效却与发挥主观能动性密切相关。在建设良好客观环境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还应当在主观上采取措施,正确运用意识形态话语权。在这里,需要认识和把握以下几点:第一,话语权是一种重要的“软力量”。话语权的“软”在于它不是通过强制来获得,而是“能让其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并通过“合作而不是强迫人们服从你的意志”;话语权的“力量”在于它没有明确的边界,不被束缚在一定的范围内,而是可以渗入和辐射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左右人们“想什么”或“怎么想”。当人们处于某种主流话语的笼罩之下,这一主流话语主体就能够将自身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生活方式等化为普遍有效的标准,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形成自发的认同并付诸行动。第二,学术话语权起着重要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开放的扩大,中国的学术研究对西方文献的译介日益增多,对西方学术研究范式的应用也迅速发展,以至于到了今天,学界流行着这样一种倾向:似乎不运用西方的基本观点、分析框架、论证方式等话语范式阐释中国问题,就不能称之为“学术”“科学”的地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把“通过学术话语权消解思想话语权”作为重要方法,使得“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由于西方蓄意制造意识形态和学术的割裂并把马克思主义归入意识形态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架空”。学术话语的解释力、说服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意识形态”可能带来的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消解“权力”意义上可能导致的压迫感和距离感,使人的思想与行为自愿地受其支配。第三,根本话语方式具有枢纽意义。“话语权奠立在由基本观点、分析框架、特定视角等构成的根本话语方式之上,基础是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在“普世价值”“西方文明中心论”等话语的包装下,西方的价值观念、社会政治理念、生活方式等通过好莱坞大片、电视娱乐节目、流行音乐、书报杂志等以及名人学者讲座、学术交流等各种文化形态,无处不在、不断地侵蚀着人们的思想、改变着人们的认识,而这种通过瓦解马克思主义根本话语方式的做法,正是今天西方消解我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重要表现。

在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新旧媒体融合发展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更加便利的今天,我们要有效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就必须借助话语的柔性力量,在注重确立根本话语方式和学术话语权的基础上,促使人们自觉地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这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

第一,注重建设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与批判性吸收流行语。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固然要走向世界,但不能屈居于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之下甘愿为其附庸。“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因此,迫切需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以此作为加强与巩固话语权的基石。一是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在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根本特征的前提下,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基本思路,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二是打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要注重把建设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放在显要位置,做好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扩大影响等工作,从学科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的建设做起,善于打造能够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实践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使之在解读中国实践、分析中国问题、阐释中国观点、建构中国理论方面有所作为,改变过去“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三是根据实践的发展丰富和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需要注意的是,有生命的话语体系建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提炼和表达,建基于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并能科学地指导实践,因而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不是一蹴而就、僵化不变的过程,而是随着中国具体实践的推进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进行时。

同时,“流行语随着日常消费生活的变化、文化的交流以及日常观念的变迁而不断产生,又不断消失,反映了人们在语言使用上追求新奇、不落俗套的心理,反映了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流行语以新奇、通俗和个性化为表现方式,折射出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状况与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大众对国家、社会的各种情绪和观点,伴随时代的变迁,流行语总是源源不断地出现、消亡和更新。要改变马克思主义话语居“庙堂之高”而离“江湖之远”的高位势,拉近与社会大众的距离,提升其在大众中的接受度与认可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使用的,具有流传范围广、更新换代快、使用频率高等特点的网络流行语中吸取经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表达;另一方面,不能为了迎合潮流而丧失理论自觉和思想独立,在关乎旗帜、道路、国家政治安全的问题上,绝不跟风、动摇、妥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学术品格,运用“批判的武器”揭露潜藏在被西方意识形态操纵的网络流行语中的霸权话语实质,打破其话语霸权图谋,真正发挥网络流行语在话语转换与创新中的积极作用。

第二,汲取优秀文化养分与在坚守中创新话语方式。一方面,我们要顺应时代大势,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充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及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资源进行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古为今用”并不是对中国古代文化不加辨识地使用,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洋为中用”也不是盲目照抄照搬西方文化,而是“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借鉴和汲取世界各国文化的优秀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国有益文化的学习和借鉴,构筑于其上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也应当既立足于社会实践,扎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又充分汲取西方优秀文化成果,以更好地提升意识形态话语的文化内涵,使之以深厚、包容的特质发挥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力、感召力和凝聚力。

另一方面,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核心话语体系的前提下,结合新的实践并形成新的表达,不能光说“老话”,更要有体现时代内涵的“新话”。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经常使用一些朴实简明、生动活泼的话语,来表达一些政治概念。例如,用“中国梦”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言简意赅、深入浅出,调动了人民大众渴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情与积极性,迅速火遍大江南北,引起强烈反响;用“打铁还需自身硬”来表明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信心和恒心;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来强调作风建设;用“苍蝇、老虎一起打”来强调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来要求党员干部遵纪守法、加强自身修养等等。这些都是富于时代气息,容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理解和掌握的鲜活话语,能够促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彰显当代价值和焕发新的活力。

但需注意的是,绝不能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否定或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鲜明的阶级立场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关于矛盾的观点,包括事物的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发展是在斗争中实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上述观点及认识方法,是符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是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客观需要,应当成为人们的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

第三,积极进行议程设置与批驳伪命题。从话语权的生成来看,争得话语主题的设置权,即获得议程设置优势的话语主体,可以通过提供信息来影响舆论,虽然不能决定人们“想什么”,但能够左右人们“怎样想”,是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枢纽环节。同时,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来自于通过彻底而科学的理论来占领历史制高点,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建构需要从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站在理论的制高点上积极设置话语议程、主动批驳“伪命题”,对舆论集中反映的重大实践课题优先发声,争得话语主体的设置权。

对于我国而言,好的议程设置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这样的议程设置,首先应当是正确并赋予指导意义的,建立在“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深入破解现实矛盾和彰显政治远见的结论”基础上,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具体运用和集中体现”。要设置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话语议程,主动引领舆论的走向,使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框架吸引、带动、影响更多的民众。其次,好的议程设置应该贴近群众、吸引群众,符合群众需求、反映群众诉求,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要接地气、聚人气,使更多的民众主动参与到预先设置的话语议题中,推动舆论向有利的方向发展,为巩固和强化互联网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打好思想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在复杂多元的舆论场中,为了争夺话语权,敌对势力常常制造出“革命阻碍现代化”“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欺骗性、迷惑性极大的伪命题,这就从议程设置的角度干扰了民众对事件本质的认知和判断,包藏着试图否定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险恶用心。因此,必须在积极设置正确和富有导向性的话语议程的同时,主动驳斥这些极大干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伪命题,揭露其歪曲前提、事实的本性,还原事件本来的面目。挤压伪命题发酵的空间,并在彻底批驳伪命题的基础上理直气壮地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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